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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军观察组在延安。黄华（左一）随行

他是 “一二·九” 学生运动的领导者和参与者之一， 他曾作为向导和随行翻译协助埃德加·斯诺完成了名噪全球的《西行漫记》的采访工作，他曾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期的半官方外交领导者之一，他曾被指定为同秘密来访的基辛格谈判的三人小组成员，新中国外交史上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与他有关。

他就是深受周恩来总理赏识的外交才子黄华。

在学生运动中勇当抗日救国先锋

谈起黄华的一生， 他的老伴何理良说，“黄华”是写文章时用的笔名，本名“王汝梅”，从事革命工作后怕连累家庭，一直用“假名”，结果用了一辈子，真名反倒被人淡忘了，儿孙们也都全部姓了“黄”。

1913年 1月，黄华出生在河北磁县一个教职员兼地主的大家庭。二伯父王欣然是位有声望的学者和教育家，黄华认为自己的性格和学习习惯的形成多得益于二伯父的教导和影响。

1932年秋，黄华考入燕京大学。当年，燕大的学术气氛比较浓厚，教学思想比较自由开明，在图书馆里可以看到马、恩、列、斯的一些著作的英译本。黄华读了一些当时能找到的进步书籍和刊物，初步明白了一些共产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基本理论，从爱国、反帝和反封建的意识逐渐发展到接受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燕大的进步学生发起成立了全校抗日救国会，在校内抨击日本的侵略暴行，在校外要求政府抗日。同时，他还参加了抗日救国会，是救国会的积极分子。

1935年 5月，燕大全校学生开会选举学生会主席，黄华被选为学生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这年 6月，蒋介石政权同日本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把河北、察哈尔两省大部分领土的行政权奉送给日本。加上此前的“秦土协定”， 日本几乎不费一枪一弹攫取了华北五省，国民党的党部和中央军全部撤离，北平、天津随时可能被日军占领。这激怒了清华、燕京两所大学的热血青年。

11月上旬，燕大学生自治会倡议建立北平学生联合会，得到北平党组织的支持。黄华曾回忆说：“就在燕大的食堂召开了各校代表谈话会， 决定推荐燕大、女一中和汇文中学三校作为市学联的发起单位。11月18日，在城里举行了市学联第一次代表大会，选出主席郭明秋 （女一中代表）， 秘书姚克广 （清华大学代表），总交通孙敬文（镜湖中学代表），我为总交际。市学联还发表宣言，要求立即停止内战，对日作战，保卫华北......”

这年 11 月，燕大新闻系学生张兆麟、陈翰伯，经济系学生王汝梅（黄华），燕大学生会副主席龚普生，清华大学学生姚克广（姚依林）等 7 名学生先后拜访了在校兼任讲师的埃德加·斯诺夫妇， 酝酿发起学生爱国抗日运动。

12月 6日，北平 15所大中学校发表宣言，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要求国民党政府宣布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动员全国对敌抵抗，切实开放人民言论、结社、集会自由。这时，传来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 12月 9日成立的消息。北平学联党团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抗日救国请愿。

在北平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下，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黄华是《平津 10校学生自治会为抗日救国争取自由宣言》的起草人之一。12月9日，寒风凛冽，滴水成冰。警察当局事先得知学生要请愿游行，清晨即下达戒严令，在一些街道要冲设了岗哨，防止黄华等参加抗日救国请愿游行的爱国学生涌上街头。

黄华曾在回忆录中这样记述：“12月 9日， 天色尚未大亮，燕大男女宿舍都梆声齐鸣，催促大家起床。在刺骨的寒风中，女同学们先于男同学来到南操场集合。全体到齐后，共编成 6个大队，每队九十人；每大队又分 3个中队，每中队 30人；下面又分 3小队，每小队 10人，都有队长负责指挥。另外还有纠察队和骑自行车的交通队，组织严密。张兆麟高大魁梧，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按照原定计划，为了避免警察注意，取道小路进城。哪知出校门不久，即遇警察前来阻止。我们就由一部分同学采取包围形式，和他们交涉，另外的同学则乘机继续前进。后来我们又一再受到警察的阻止，每次我们都用这种方法对付，获得很大成功。我们从田间走到公路上以后，警察坚持不让通过，于是我们散开，分头前进。为了不使警察传递消息，男同学抱住警察，女同学拖住警察的自行车，许多平时温文尔雅的同学在高喊耶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爷、耶反对华北自治爷的口号声中，感到力气倍增，迸发出使不尽的革命热情。”

在交通断绝以及城内电话不通的情形下，黄华非常焦急。因为事前商定，游行队伍要一直进发到城内中南海居仁堂，去见何应钦，由燕大学生代表当面向他递交请愿书，并当众愤怒斥责国民党的投降卖国政策。现在被阻在城外，没法去完成这个任务，黄华感到很不安。到下午 3时，何应钦的代表、北平市社会局局长雷季尚出现在西直门，在城里由门缝中向外对各校代表们说：“诸位的各点要求，已转达何部长，他已全盘接受，请同学们赶快回校......”黄华生前记得，当时各校同学又冷又饿，疲惫不堪，听见雷季尚的话，虽然不相信，但姑妄听之，觉得总比没有答复为好。于是学生高呼口号，分别整队返校。回校后，黄华等在《一二·九特刊》上写道：“我们这次请愿是一个民族解放运动的开始，而不是一个终结。这仅是一个小火花。但是这个小火花将会燃起全国民众革命的烈火。”

12月 10日，北平各大中学校发表联合宣言，宣布自即日起举行总罢课。从 12月 11日开始， 天津、保定、太原、上海、杭州、武汉、广州、成都、重庆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的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许多大中学校及工会等组织，纷纷给北平学生发来函电，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北平学联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具体领导下，及时地研究制订了组织更大规模示威游行的计划。12月 14日，北平报纸登载了国民党当局定于 12月 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北平学联即决定在这一天再次举行示威游行，把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

黄华曾回忆：12月 16日，我们接受了“一二·九”未能进入西直门的教训，决定除了大队学生由西便门的铁路门入城外，燕京、清华还各派 30名同学头一天进城，一定要和城里的同学一齐参加新的战斗。根据学生大会决定， 我和 30多位燕大同学前一天晚上进城，有的住在同学家，有的住在灯市口燕大校友会。我带了宣传品住在灯市口校友会，人多床少，工友们热情地帮助铺上草席，多数人打地铺过夜。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到了预定集合地——西直门内北沟沿。到了 9时，我们在东北大学宿舍排成队伍，燕京 30人在前，清华 30人居中，后面是数百人的东北大学的大队。这个队伍意气风发，一面游行示威，一面发动沿途学校的学生来参加游行，队伍不断扩大。当我们顺北沟沿向南经过平民中学时，因为这个学校是红漆大门的旧式房屋，一层层进：很深，我进到了最后一个院子的教室，找学生出来参加游行，出来迟了一些，一出校门便被警察捉住，押送到北平市公安局。这是我在北平的第一次被捕。这一天，在宋黎、黄敬、姚依林的领导下，城内外的同学在宣武门会合，开始游行，约有两万学生和市民参加，比“一二·九”的规模还大。反动军警以棍棒殴打和水龙头冲击学生， 各校受伤者 250 多人，还有 22人被捕。

但这次黄华被捕只有一个星期， 没有受审讯，便与另外几个被捕的同学被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其他几个大学校长联合保释出来。

黄华被释放回学校后没几天，便在 1936年 1月 4日参加了南下扩大宣传活动，到京、津以南农村地区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见证“头戴红五星八角帽”经典照片的诞生

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于 1928 年身挎一架旧式的柯达照相机来华后，目睹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种种现状，开始同情与支持中国人民的进步事业。1933年 4月到 1935年 6月， 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燕京大学是中共领导学生运动的重要阵地，斯诺积极参加燕大新闻学会的活动，黄华等北平学生运动骨干都是他家的常客。

黄华在晚年回忆说：“1936年 6月中旬，我正在准备毕业考试。一天，埃德加·斯诺秘密地告诉我，中共中央已同意他的请求， 去陕北苏维埃地区参观采访。他虽然会说一些中国话，但还不怎么行，问我愿不愿意陪他去陕北采访，帮助他做翻译。真是喜从天降，我不假思索，立即高兴地一口答应了。”

当年，黄华提了一个皮箱悄悄离开学校，在西安如约找到斯诺和海德姆下榻的旅馆——西京招待所。“在等待出发去陕北的通知之际， 我们利用短暂停留的几天时间一同去开元寺、碑林、大雁塔等地游览。之后，斯诺和海德姆就由一位东北军上校军官和中共驻东北军的联络军官陪同， 乘坐东北军军车向延安出发。我留下来等待下一批交通员带领北上。”

7月 20日晚，黄华到达陕甘宁苏区东部的前沿指挥中心——安塞县的白家坪。次日，到达保安县，被安排同斯诺和海德姆住在一起。“我很高兴与他们重逢，我们热切地交谈别后的情况。斯诺告诉我，他已几次采访过毛泽东。毛主席侧重谈了当前中国形势和共产党关于努力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准备对日作战等方针政策，还谈了他自己的历史，是吴亮平和陆定一同志帮助翻译的，他收获极大，记录了好几本。只是他觉得一些重大的政策问题和人名、地名还记得不太准确，希望我帮他查询订正。”

黄华也曾与毛泽东见过面， 毛泽东对他说，“一二·九”运动是五四运动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只是因为消息闭塞，在“一二·九”之后好久才知道。

黄华在晚年还记得， 斯诺在保安采访毛泽东之后，访谈了上百位中共领导人和红军指战员，整个采访计划由周恩来亲自帮斯诺制订。林彪、蔡树藩、罗炳辉、张爱萍、耿飚、黄镇、伍修权和许多红军干部、战士和红小鬼向斯诺畅谈了红军在长征中创造下的大量不可思议的人间奇迹。

黄华曾回忆说：“离开保安前，毛泽东曾交代请斯诺先把他（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与政策的谈话记录整理出来，要我译成中文，即时派通信员专程送回保安，他好核定。我们利用去前线路上中午休息时间，在阳光底下，斯诺用打字机打出笔记记录，我一面就译成中文，译完一篇就卷起封好，请红军派通信员送保安交毛泽东。这样工作了 3次，完成了毛主席交代的任务。”

在宁夏前线的预旺堡， 斯诺访问了一方面军和前敌总指挥部，他用敏锐、客观、深刻和探索的眼光观察和采访了红一方面军总指挥彭德怀、参谋长左权、政委聂荣臻、红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红一师师长陈赓、红军骑兵一团团长张爱萍、第一师政委杨成武、第二师师长杨得志和红二师政委萧华等许多干部战士， 参观了部队训练和防空演习，他在访问苏区前拟定的 90个问题都找到了解答。黄华生前回忆说：“在采访中，斯诺十分注重眼见为实和实事求是的原则， 并拍摄了大量照片。他原想把我和海德姆也纳入镜头，但我和海德姆一到苏区即下决心不再离去，所以向斯诺提出，请他在报道中不要提及我们的名字，也不要给我们照相。因为海德姆还有亲属在美国，我也考虑，如果组织上派我到国民党地区做秘密工作， 斯诺任何照片和文字报道对我以后的工作都是不利的。所以我叮嘱斯诺写文章、写书都不要用我的名字和照片。斯诺遵从了我的要求，我也注意在他照相时总是避到一旁。”

新中国成立后，斯诺撰写的《西行漫变》再版时才提到黄华与马海德的参与。这时，经组织批准，黄华已不再使用“王汝梅”的名字，乔治·海德姆也按宁夏人的大姓改姓马名海德了。

常驻联合国代表团的岁月

与斯诺分手后，黄华即参加了红军队伍，还担任过朱德总司令的政治秘书。当时的延安，约有两万多干部和学员。黄华结识了随父亲何思敬到达延安、成为军委俄文学校学员的何理良，并于 1944年秋共结连理。

1944年 6月，美国决定派美军观察组赴延安。中共中央十分重视美军观察组，毛泽东亲为《解放日报》改写社论，把美军观察组热情地称为战友。为接待美军观察组，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军委秘书长杨尚昆为组长的延安中央军委外事组，成员有柯柏年、陈家康、凌青和黄华，马海德为顾问，黄华任翻译科和联络科科长。应该说，接待美军观察组是中国共产党外交工作，特别是与西方外交工作的重要开端，也是黄华个人从事外交工作的起点。

1949年 4月中旬，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黄华被选为中央委员。会上，周恩来见到黄华，当面点将调他到南京外事处。南京解放后的第二天，黄华到了南京。

一到南京，黄华就听说有几名解放军战士进入了司徒雷登的住处，引起一些外国使节的不安。根据中央的指示，南京外事处宣布不承认国民党时期的任何外国驻华人员的外交身份和特权，对留在南京的外国原外交人员均按一般外侨看待，同时宣布保护外侨的一切合法利益及人身安全。关于建交问题，声明按照平等、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为了贯彻执行中央的方针政策，黄华召集南京军管会各单位的干部开了一次会，传达中央的对外政策，宣布了几项外事纪律和注意事项。

黄华曾以私人身份前往司徒雷登住处， 同他会晤。期间，黄华对司徒雷登说，在军管期间，解放军有权进入一切可疑的中外居民住宅检查。在未同新中国建交前，原外国使节不再享有外交特权，但作为外侨，安全自会得到保护，请他放心。

南京外事处成为黄华从事新中国外交工作的起点，从此，新中国成立后重要的外交工作都闪现着他的身影。1960年，他成为中国驻加纳首任特命全权大使，随后，任驻埃及、加拿大大使。“文革”中，黄华是惟一没被召回的大使， 但 1969年 7月他回国之后仍难逃厄运，他先是进了“学习班”，旋又赴位于湖北钟祥的外交部干校。

1971年 10月， 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恢复后，黄华为中国首任常驻联合国及安全理事会的代表。“初进联合国时，由于力量和经验有限，除安理会之外，我们仅参加了大会、第一委员会、特别政治委员会、经济社会理事会、行政预算委员会和法律委员会的工作，后来才逐步扩大参与的范围， 做到各主要委员会均有我代表参加。为了在某些问题上保持超脱，避免卷入两个超级大国的争斗， 我们在联合国一些会议的投票中创造了一种耶不参加投票爷的方式。”除了忙碌的多边、双边交往外， 黄华很注意同美国友好人士和旅美华人联系，很注意同秘书处的华籍官职人员交往。

联合国组织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府间组织，只有主权国家才能成为其会员。然而，黄华到联合国后，发现联合国秘书处编制的文件、条约、统计材料和图书资料等，不断出现“中华民国”或将台湾作为一个单独实体的提法，造成了“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印象。为此，中国代表团曾就台湾名称的处理办法多次与联合国秘书处进行交涉。

1972年 4月 19日，黄华致函联合国法律顾问，指出：自 1971年 10月 25日联大通过恢复我席位的决议后，联合国一切刊物不应再出现包含“一中一台”、“一个中国”等含有两个政府之意的内容，在联合国的刊物中无必要单独举出台湾一地以区别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其他部分，要求秘书处在今后一切出版物中凡涉及中国时只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或中国，并要求对1971年 10月 25日以后出现的错误提法做出更正。这年 6月 2日， 联合国法律顾问指示秘书处各部门，在联合国各项文件中，今后不再单独提台湾。

1972年 1月，中国被选为联合国反殖特委会成员国。当时，黄华发现联合国一直将香港和澳门列入所谓的殖民地名单，存在严重错误，于是就此问题提出了交涉，开展一系列工作。

3月 8日， 他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名义致函反殖特委会主席萨·萨利姆，庄严地指出：“众所周知，香港、澳门是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结果。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对香港和澳门问题，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用适当方式加以解决。联合国无权讨论这一问题。根据上述理由，中国代表团反对把香港、澳门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中，并要求立即从反殖特委会的文件以及联合国其他一切文件中取消关于香港、澳门是属于所谓殖民地范畴的这一错误提法。”

联合国反殖特委会于 6月 15日通过决定， 向联合国大会提出报告， 建议从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澳门。这年 11月 8日，联大以 99票对 5票通过决议，认可了特委会的报告。从此，香港和澳门在国际上首次被摘掉了殖民地的帽子。

两位“失踪”者的友谊始于谈判和“交锋”

2008年 8月 11日，北京医：病房。黄华比平日起得要早，身体虚弱的他，坚持在护理人员的帮助下开始一丝不苟地做准备：临时撤掉氧气管，脱掉病号服，换上雪白的衬衣、笔挺的裤子和紫红色的唐装，然后是刮胡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端坐在沙发上。他告诉夫人何理良，“要让自己精神些， 像正式的外交官一样”来迎接他的老朋友、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一家。早在 3个月前，基辛格就写信给他：他会带家人来北京看奥运， 并拜访黄老，“我想知道黄老在这 70多年的革命和外交活动中，是怎样非常潇洒地走过来的”。

基辛格带着夫人南希、儿子戴维、孙子塞缪尔、孙女索菲如约来到病房， 黄华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作为“见面礼”——他拿着奥运开幕式提供的拨浪鼓，快捷地摇着表示欢迎，而后使尽全身力气站起来与基辛格握手、拥抱。

两位老朋友的话题从奥运开始。因身体原因不能到现场看开幕式成为黄华最大的遗憾， 由于视力不好，又无法看清楚电视画面，在开幕式当天，他愣是坚持听完了直播，后来又让去现场看开幕式的何理良仔仔细细地向他汇报。

基辛格告诉黄华，自己强烈建议布什总统来参加北京奥运会，中国值得他来访问！“虽然我们两国并不是在每个具体的政策细节上都能完全达到一致，但是我们对彼此都非常重要， 我们必须共同努力缩小差别，避免对抗。”黄华不住地点头，两个老朋友的手始终紧紧地握在一起。

“我看到的一切超出了我的想象，给了我很大的震撼”， 基辛格向老朋友谈起自己的感受。他告诉黄华，“开幕式场面非常壮观，同时又十分感人。”在基辛格看来，只有对自己充满自信的人民，才能做出这个融合历史与未来的表演，并以极具冲击力的方式表现出来。

两人谈到开幕式中表现的中国的四大发明，黄华说：“中国有 5000年的历史， 中国人喜欢记录所有的东西，人的活动，日食月食，包括地震，都有文字记载。”基辛格认为中国是很了不起的民族，文化悠久，创造力强。

黄华很认真地与基辛格讨论，“你说开幕式的时间是不是有点长？”基辛格幽默地回答：“对于美国的电视台来讲，可能不会这么想。因为他们花了近 9亿美元买来奥运会的独家转播权，当然时间越长越好。”基辛格还告诉黄华，在开幕式结束后的 12小时，他就接到了一系列积极的评价，他认为，奥运会“对中国确立在国际上的地位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此时， 黄华的思绪回到了 37年之前自己作为中央外事领导小组成员之一接待基辛格来访的情景。

1971年年初，黄华被任命为驻加拿大大使，但黄华未能马上成行，而是关在钓鱼台国宾馆 4号楼 1个多月，潜心准备迎接基辛格秘访中国，被毛泽东戏称为玩“失踪”。在“失踪”的 1个多月中，黄华和为谈判而成立的专门班子的成员仔细分析国际形势和美国情况，反复讨论了会谈方案，对尼克松、基辛格的政治观点、个人历史、个性和特点都做了研究。

这年 7月 8日， 基辛格在访问巴基斯坦期间，突然失踪而秘密飞抵北京，开始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访问。7月 9日至 11日，周恩来总理同基辛格进行了 6次会谈。7月 16日，双方发表了会谈《公告》。

多年后，两个不再年轻的“谈判对手”在北京医：轻松地叙谈友谊时，不约而同地提到“获悉”一词，回忆起这个“公告”背后并不轻松的故事。

当时，根据 6次会谈结果，双方各自先提出了一个公告草案。中方的稿子比较简单，说基辛格来中国同中方进行了会谈，尼克松总统准备来中国访问。美方的稿子渲染基辛格同中国的会谈，涉及亚洲和世界和平的基本问题，是以诚挚、建设性的方式进行的；而尼克松的来华访问将有助于重建两国人民的联系，并对世界和平做出重大的贡献。黄华对此表示不同意见：台湾问题都还没有解决，其他问题怎么谈得上？

最关键的争议出在关于尼克松访华的措词上，美方的稿子强调是 “中国邀请”， 中方认为是 “同意邀请”， 基辛格认为中方的稿子很像是尼克松自己邀请自己访华。在黄华的回忆录《亲历与见闻》中，记录了这段历史：“我根据周总理事前的指示，直接去见毛主席向他汇报。当主席听我说基辛格认为尼克松认为中方的草案的意思是自己邀请自己访华时， 大笑着说，要改要改。”

而谈到此，黄华笑着做了一个动作：弯腰抱膝。原来，是当时谈完这件事，黄华告别主席走出他的书房时，回头看了一下，主席当时坐在沙发椅上俯身向前，双手抱膝。“我当时问王海容，主席在做什么。她说，主席在向你们行大礼呢，我们忙说，真不敢当，希望主席健康长寿。”可以看出，毛主席对中美关系的顺利开始是相当满意的。

基辛格和黄华一直把公报中的“获悉”一词称之为周恩来总理的“杰作”。这个词避开了谁主动提出访华的问题，基辛格因而在尼克松总统“接受了这一邀请”之前加上了“愉快地”这一副词，投桃报李。

最后发表的公报中这样表述：“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 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 1972年 5月前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1972年 2月 21日， 尼克松偕夫人帕特里夏在国务卿罗杰斯、总统国家安全助理基辛格等的陪同下乘美国总统专机抵达北京，对中国进行为期 7天的历史性访问。

在尼克松访华发表《上海公报》后，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由于黄华当时常驻纽约（常驻联合国代表）， 基辛格建议在他俩之间建立一条与巴黎渠道平行的、中美间的另一条秘密联系渠道——纽约渠道。此提议得到中国政府的同意。作为鲜为人知的“纽约渠道”的当事人，黄华曾回忆说：1972年和 1973年，我和基辛格在纽约有许多次避人耳目的秘密会晤，多次会晤是在约定的时间在纽约曼哈顿 43街的一所公寓里进行。美方会派一辆陈旧的轿车直接开到我驻联合国代表处的地下车库接我们去 43街。基辛格和洛德两人准时在二楼的一间会客厅里等候我们，并为我们准备了茶点和咖啡。双方各自坐下后，寒暄一番，即进入正题。会晤的内容，主要是基辛格向我通报美苏核会谈、在巴黎的美越会谈、美日关系等情况，我们也就一些国际关系问题互通信息。我还曾就美机入侵广西、投弹、发射导弹、炸沉中国渔船等事向基辛格提出中国对美国的强烈抗议。会晤情况，基辛格直接向尼克松和白宫报告。我们向国内的报告也是绝密的。这种会晤是中美两国在没有正式建交的情况下进行的特殊形式的外交往来。它避开了媒体，免受外界干扰，又解决了一些实际问题。

基辛格 1971年的北京之行成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一次破冰之旅，也成为他和黄华友谊的起点。

自从基辛格秘密访华之后，两国的关系开始了历史性的正常化过程，而黄华视能参与其中为一生引以为荣的经历。据何理良回忆，黄华和基辛格不仅在推动中美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几十年来他们多次见面， 基辛格还邀请黄华去美国访问，向美国公众谈中国的对外政策和中国的发展情况。

2008年，黄华很珍视这次会面。得知来中国前，基辛格刚刚过完他的 85岁生日，黄华一家特意请著名画家娄师白和他的儿子娄述德作画一幅，为老朋友祝寿。娄述德画出 9个栩栩如生的大红桃，“大寿” 两个篆字由娄师白先生亲自题写。基辛格非常高兴地接受了这份真诚的祝福，还忍不住用手摸了摸画上的桃子。基辛格还得到一份特别的礼物：一张 DVD，记录了他秘密访问中国，及第二次访问中国见到毛主席时的情景。

会面时间远远超过了医生规定的 15分钟， 两个老朋友相拥道别。平日里只能偶尔起来坐坐的黄华，不知道哪儿来的力量，竟然自己站起来，拄着拐杖稳稳地向前走了好几步。他要像以往那样送送远道而来的老朋友。

“招牌式的露齿笑容”留在了天堂

1976年 12月，黄华接到调令回国担任外交部长。不久，黄华即陆续恢复了那些被无端地“靠边站”的德才兼备的干部的职务，调整了部和司的建制，并把分散在 5个省的在“五七”干校劳动的 4000多名干部陆续调回外交部和部属单位，充实了国内和各驻外使领馆的干部队伍。

在黄华任外长期间，根据中央指示，完成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中美建交、处理美售台武器的“八一七”联合公报的谈判和发表，就香港回归问题做前期准备，开始改善同印度和苏联的关系，陪同中央领导同志或率团对亚、非、拉、欧、美 52个国家进行了正式友好访问，参与和同多位来访的外交部长或国家领导人会谈。“我的体会是作为外交官，头脑里要多装几部电脑，而且体力要好。”

1979年 1月，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国务：副总理邓小平于当年 1月 28日至 2月 5日应邀访美。这是我国政府首脑第一次正式访问美国。在陪同邓小平访美期间，黄华表现出对党和国家的高度忠诚，恪尽职守，以娴熟的外交技巧和能力，会同各方面力量，为访问作出了贡献。

外事无小事。对此，黄华的理解是，凡是政策性和对外表态的口径，甚至说词，负责人应亲自过目。他说，要尤其注意请示报告，主动取得中央的领导和指示，避免发生任何差错。外交部工作的特点是急电多，尤其是我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发来的急电或特急电报多，而且往往是傍晚发来，限在午夜之前批复，以便我常驻代表团能在纽约时间次日上午及时发言表态或投票。黄华说，好在纽约和北京有 12小时的时差，这为代表团的请示赢得时间。“有时一些特急电报从纽约发到外交部送到我住处批阅，有的由机要通信员立等并即刻送请小平同志审批。那时小平同志听力还好，有时就在电话里向他请示。”

黄华从领导岗位上退休以后， 仍从事社会活动，保持同国际友人和外国的交往。他于 1984年发起创办中国“三 S”（即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研究会，以后又将范围从 3 人扩大到一切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杰出贡献的国际友人，并将该会命名为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

晚年，黄华尽管年事已高，仍积极推动国际友人研究的工作，为中国在世界上争取更多的朋友。即使腿脚不便，作为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创始人、名誉会长的他仍坐着轮椅来到会议现场鼓与呼，推动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他退下领导岗位后，一直过着平淡的生活，几乎从大众视野消失。从 91岁开始，黄华着手写回忆录，前后花 4年时间，完成了45万字的《亲历与见闻》，再次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

2010年 11月 24日，凌晨 3时 8 分，传奇的外交帅才黄华在北京病逝。当天，美国《纽约时报》发表悼念文章，文章称：作为举世闻名的周恩来总理的左右手， 黄华是一位中国迈向开放时值得尊敬的外交家。文章评论说，黄华是一位英语水平极高的中国外交官员，而美国人最熟知的是他招牌式的露齿笑容。如今，这位一生都在为国家的独立与富强、外交的强大与世界的和谐而殚精竭虑的红色外交家走了，在另一个世界享受宁静、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