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广宇
一. 江青不让肖力坐办公室
1966年7月初，肖力（李讷）抵达钓鱼台，正值中央文革办公室初启。江青命穆欣为肖力在办公室内分配职责。穆欣与我商议，鉴于文电组当时琐事繁杂，诸如文件收发、接听电话、四处奔波等，均非肖力之宜。恰逢此时，陈伯达及中央文革的信件数量激增，办事组人手紧张。而办公室内的信件处理工作，只需静坐阅读，无需四处奔波，对于肖力这样的女性同志而言，显得更为适宜。因此，我们决定让肖力负责处理信件，尤其是陈伯达的信件。作为办公室中唯一的女性，肖力处理信件的时间并不长。
毛、李讷
有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在十七楼放映室看电影。电影开演前，小组成员陆续到场，江青看见穆欣后，马上阴阳怪气地说：穆欣同志呀！你怎么叫肖力天天坐在办公室办信呀？这孩子本来胆子就小，你不让她出去见见世面，怎么锻炼她呀？为什么不让她出去闯闯！穆欣回答说：“目前办公室尚无适合肖力的职位，我们让她暂时处理信件，她随时可外出，未规定其固定职责。”当时，成员与肖力均在场。此后，肖力作为办公室的特殊职员，出入自由，随性而来。正值文革初潮，红卫兵纷纷“造反”，肖力常出入京城高校，其行踪无需向穆欣汇报。
李讷与李敏少年时期。
二. 寻找肖力是直接服务于毛主席
肖力提出办信不久后，江青便无法掌握她的行踪，她出入很少向办公室通报。办公室亦不便询问她的行踪，导致她家中有事时，难以找到她，因为她行踪不定。某天下午六点钟左右，戚本禹紧急召唤我，告知毛主席欲见肖力，命她今晚返回中南海。目前尚不知她身处何方，她晚上未必会回中南海。若她不归，毛主席定会焦虑。你知道的，毛主席尤其疼爱这个女儿。戚本禹指示我立刻行动，设法将她找回。我回应，对她去向毫无头绪。戚本禹强调，务必想方设法寻找，可遍访各高校红卫兵总部、造反派聚集地等。正因困难重重，才委托你去解决。
戚本禹察觉到我表情沉重，遂严肃提醒：别小觑这些琐事，此类代劳他人之事，非我信得过之人所能承担。此乃直接为毛主席效劳的重任。想毛主席日理万机，今晚本欲轻松，与幼女共度温馨时光，若不能如愿，岂不扫兴？我因见你忠诚老实，才将此重任交付于你。此事务必保密，不可泄露给他人，你独自完成即可，务必想方设法完成任务。戚本禹的话让我深以为然。回程后，我开始联系，探询肖力可能的位置，主要集中在高校。尽管拨打了数个电话，但均未找到肖力的踪迹。
最后，我想，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造反派，前一段到地质部绝食静坐，要求和何长功谈判，静坐数日没有结果，不妨去那里看看。于是我要车直奔地质部，去找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的头头朱成昭。我所以想去找朱成昭，是此前肖力曾同我说起地质学院学生绝食斗争，学生那种执着劲挺可怜的，没人理，肖力有可能又去地质部。
那日，我首次披上了军装。适逢总政为中央文革的工作人员分发了一批军服，红领章悉数收纳于衣兜之中。我急于外出，匆忙间穿上军装，竟未将领章佩戴妥当。不料此举引发了一场令我倍感尴尬的误会。
我秘密前往地质部寻访朱成昭。此刻，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的行动已从院内的静坐绝食转变为冲击地质部办公大楼，并成功占领了一层。尽管地质部尚未完全瘫痪，原领导依旧坚守岗位，传达室与收发室亦照常运作，但与学生的对立情绪愈发激烈。我身着解放军记者的制服踏入地质部大楼时，传达室并未对我的进入设置阻碍。在一楼，有学生引路，我穿行于几间房舍之间，辗转曲折，终于找到了朱成昭的办公室。其他办公室里都挤满了学生，而朱成昭仅占据了小小的私人空间。
初次与朱成昭相会，我决定与他进行私密对话。待他将商议事务的伙伴遣散后，我坦陈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在简单的寒暄之后，我询问了肖力是否来访。朱成昭告知，肖力与他交谈了一整个下午，并于晚餐前离去。我追问肖力之后的去向，他回答是回家，或许已返回中南海。得知肖力离开地质部不到两小时，尽管掌握了她的行踪线索，但她的确切位置仍不明确，我决定继续深入调查。在朱成昭处停留未满十分钟，我便起身告别。步出大楼，正要走出地质部大门时，意外发生了。
李讷中学时着装朴素。
在大门口，我被一位身穿半旧毛料中山装高个、微胖约五十多岁的老头拦住了。这位看似地质部的一个负责干部，对我毫不客气地问道："你是干什么的？"我说我是解放军报的记者。"记者证拿出来！"我说："忘记带了，""你没有证件，我怎么能相信你呢？""你到底来干什么？"我说，"找个人"。他问："找谁？"我说：“没有必要告诉你！”他说："我们是国家机关，你进来找人为什么不登记填会客单？我说：“只是短暂停留，你们也没阻止我。”
老头说，"我早就注意你了，你的行踪可疑。你看你穿的军装为什么没有领章，有帽徽，没领章，谁知道你是真是假解放军报记者？门口停的小车是你坐的吧？"我说"是"，他说，"你解放军的车怎么不是军车牌？"我说，“解放军有时也会使用地方车辆。”他坚决地回应：“你不能就这样离开，你必须说明情况。”我向他说明我有紧急事务。他坚持道：“除非你能证明自己的身份，否则你不能离去！”我提出：“我去传达室打个电话，联系我的单位。”他终于同意了。
我给办公室打了电话说，叫中央文革办公室开个证明我是解放军报记者的信，我现在被扣了。我不会告诉他我是中央文革办公室的。因为他知道中央文革是支持地质学院东方红冲击大楼的。僵持了十多分钟，办公室还没来人，从钓鱼台到地质部没有多远的路。我着急便叫随我去的司机回钓鱼台，催办公室快拿证明信来。司机走后，又过了大约半小时，办公室的胡光明拿着信来接我。胡光明也穿了一身崭新军装，他把信先给我看了一眼，信中说：“王广宇同志，解放军报记者，因有要事前往地质部。”信件落款为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并附有新启用的公章。胡光明看过信件后，未再提出任何阻碍，便允许我离开。在地质部，我大约被拘押了一个小时。
返至钓鱼台后，我向戚本禹汇报了朱成昭的预测，即肖力当晚可能返回中南海。戚本禹回应道：“明白了，我们已致电她家，告知她已归家。”接着，我提及自己在地质部被拘留了约一两个小时。戚本禹则轻松地说：“你不必担心，若他把你送到公安局，那就更容易处理了。”
不久之后，正午时分，江青突发奇想，欲见肖力，戚本禹便再次派遣我着手搜寻。尽管肖力的行踪颇为神秘，但她与我曾共事一段时日，对其大致行踪仍有所把握。我知晓肖力近期与北京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保持密切联系。因此，我便与司机贾德祥一同驾车，径直驶向劳动人民文化宫，那座办公地汇聚了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的各大殿堂。
劳动人民文化宫内，红袖章映衬下的红卫兵随处可见，他们三两成群，在大树旁、文化宫大殿四周和林荫小道上热议。如此庞大的公园中，红卫兵分散各处，寻觅起来颇为困难。我与贾德祥商议后，决定各自行动。他向西转南，我则向西转北再向东。我耗时十多分钟，但一无所获，未能找到她的踪迹。无奈之下，我只能返回西门，停在汽车处等待贾德祥。
等了一会儿，我蓦然一转头，却发现贾德祥和肖力一起走了过来。我对肖力说：“你母亲有事叫你回去。"肖力不太高兴，但也没说什么。我们乘车进钓鱼台东门时，肖力坐在副驾驶位子上，自言自语不满地说：“干吗！我走到哪里，你们就追到哪里！"我解释说："是你母亲找你有事！"停了一会儿肖力回过头来又说：“老王，这事儿不怪你！”
李讷、林立衡（林彪之女）、聂力（聂荣臻之女）以及陶斯亮（陶铸之女）。
三. 肖力已转正。
肖力，一位1966年7月初从农村“四清”工作归来的女性，那时她来到了钓鱼台。此前的1965年，她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随后便加入了中央组织部的“四清”工作团，并在农村参与了一年的“四清”活动。她与我们在钓鱼台的十一楼同住，过着与同事们一样的集体生活。起初，我对她并不熟悉，只见她身着朴素的村姑服饰，短发，身着旧蓝布衣，脚穿解放鞋，面露疲惫之色。直到晚餐后，我向办公室的调查组成员何天齐询问那位共餐的年轻女子是谁，何天齐惊讶地问我是否认识她。我表示并不认识。这才得知，原来那位年轻女子竟是毛主席的小女儿，原名李讷，后来改名为肖力。
驻守十一楼数日之后，我的办公室随即迁移至十六楼。肖力被指派到文电组工作，穆欣托我为她寻觅一个合适的岗位，于是我将她推荐给了自己。我让她率先承担起处理陈伯达信件的重任，并详尽地向她介绍了处理信件的流程和规范。每次交付给她三十至四十封信，她都能在短短两三天内，高效地完成任务。从她填写的每封来信摘要及处理意见中，可以看出她认真阅读、细致摘录，精确捕捉每封信的核心内容，文笔流畅，字迹不仅工整而且美观。在文电组的同仁中，她的信件处理质量堪称一流。她谦逊有礼，起初，她还能耐心等待。
由于工作需求，我与她的互动愈发密切。在负责接待来宾或外出调研的过程中，我们常常并肩行动。一般情况下，我们办公室在收集上访者的意见时，会指派车辆将我们送往位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大楼内的国务院及中央办公厅联合接待室。但值得一提的是，有两次，当她与我一同前往该接待室时，她主动提出乘坐电车，即便这需要她个人承担费用且无法获得报销。而另一次前往北京财金学院，我们则选择了公共交通工具——公交车。
她的生活极其朴素。记得某次在联合接待室接待宾客，谈话直至午后一点多，返回钓鱼台时已错过了用餐时间。于是，我们便在联合接待室食堂简单用餐。即便超过了饭点，我们还是向炊事员说明了情况，各自仅购置了两个馒头的分量，搭配了剩余的菜肴。我点了一份两角的菜，肖力则仅点了一角的。她的穿着同样低调，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工作的期间，她始终穿着朴素的蓝布衫和圆口布鞋，偶尔才会换上皮鞋。夏日里，她穿着黑色裙子，她曾告诉我，那些裙子都是她用母亲的旧裙子改制的。总的来说，在与肖力共事的这段时间里，我并未在她的身上发现那些常见于高干子女的傲慢与骄纵。
那是一个盛夏的七月末，1966年的尾声。在这时，中央文革办公室的党支部宣告成立，成员不过二十余位，均为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成立后的首要事务，便是着手处理肖力的预备党员转正问题。然而，依据当时中央发布的关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暂停党员发展和预备党员转正的指示，支部实际上并无权限开展此类讨论。但鉴于肖力在中央文革办公室的职务，且她是唯一一位预备党员，考虑到她的预备期已届满，且工作需求迫切，经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深思熟虑，决定对这一特殊状况给予特殊处理，最终对该转正事宜展开了讨论。
七月将尽，一个夜晚，我们齐聚一堂，召开了一次支部大会，议题聚焦于肖力的转正问题。与会者中，不仅有我们小组的部分成员，还包括了办公室全体党员。我至今仍能清晰地忆起有关锋、戚本禹、穆欣、尹达等同志的身影。此次会议由组织委员王广宇同志担任主持，而支部书记范恭俭同志则宣读了中组部“四清”工作团党组织对肖力同志在农村四清工作中表现的评价。评价显示，肖力同志在预备期间表现卓越，完全符合成为一名正式党员的标准。在热烈的讨论之后，与会同志们一致同意肖力的转正申请。紧接着，全体党员进行了举手表决，结果无一例外地表达了对肖力转正的支持。会议结束后，我们将支部大会关于肖力转正的共识上报给了中央办公厅党委审批。
四. 办公室看法
初入办公室的肖力与我沟通频繁，她时常慷慨分享自己对这份工作的独到见解。犹记得，每当她眼见一拨又一拨年轻同事相继加盟，他们齐聚十六楼，既办公又住宿，她心中不免生出了些许杂乱无章之感。
有一次，她向我提问，我们办公室的年轻同仁究竟出自哪些机构，各自又拥有怎样的背景。我向她解释，这些同仁均来自中直机关，具体涵盖中央办公厅、中央联络部、中央调查部、红旗杂志社以及马列主义研究院等多个中央部门。在选拔人才的过程中，我们严格遵循的原则是政治立场必须坚定，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忠诚不二，且在历次政治运动及文化大革命初期均有卓越表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极为重视候选人的政治历史和社会关系是否清晰。在这批工作人员中，除少数几位是十七级以上的干部外，绝大多数均为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们都是在各自单位经过严格筛选，再经我们“文革”小组的进一步审查，最终调入的。至于来自部队的同事，则必须通过总政治部干部的审查。
肖力曾对我言：“众多年轻的大学生，未经职场磨砺，便直接被委以‘三门干部’之职，负责办公室事务，尤其是在钓鱼台这样优渥的环境中，这对他们的成长与历练极为不利。他们在政治上也未曾历经风雨，一旦步入中央文革，便仿佛置身于所谓的‘红色保险箱’，自然而然地被归为左派行列，这很容易使他们滋生自满情绪。对于肖力所提出的这些见解，作为同事和工作人员，我只能暂且搁置。若要改变这一现状，应由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层做出决策。至于肖力的意见，我并未向上级汇报。”
1966年10月1日，李讷女士与周恩来总理一同登临北京天安门城楼。
五. 中央文革运动的首张大字报及其引发的轩然大波
过了一段时间，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小会议室外面的墙壁上出现了一张用十六开白纸写的一张小字报。小字报的作者就是肖力。肖力的小字报引起了中央文革上上下下的注意和重视。小字报字数不多，简明而尖锐，矛头是对“文革”小组办公室的。我记得大致内容是：自办公室成立以来，工作始终未能步入正轨，缺乏章法，尽管工作人员辛勤付出，却常常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工作缺乏条理，深陷于事务主义之中，而办公室的领导却鲜少过问。年轻的工作人员身处钓鱼台这样的优越环境中，宛如置身“红色保险箱”，这对他们的成长与锻炼极为不利。办公室的工作亟需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否则难以完成党赋予的重任。此事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有两位负责办公室工作的成员在小字报旁写下了“接受批评，努力改进”等表态，却并未署名。
这份简短的小字报一经在钓鱼台十六楼张贴，便引发了部分员工的共鸣，其中尤为活跃的包括几位新鲜出炉的大学生和司机。他们毅然将小字报扩充为大字报，并将其张贴在小组会议必经的值班室及小会议室外的墙壁上。内容主旨不离响应肖力的号召，对办公室工作缺乏条理、员工沉溺于事务主义、忽视政治、安于享乐等现象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就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后院燃起烽火，而这场“革命之火”的点燃者竟然是肖力，又有谁敢前来扑灭这股“烈火”呢？
正当这个"星星之火"，即将酿成燎原之势，出现一张大字报，扭转了火势蔓延。这是大字报作者始料不及的。这张大字报的内容是响应肖力的号召，向办公室负责人开炮，并把肖力小字报批评的现象，提高到阶级斗争高度。大字报说，钓鱼台并不平静，在中央文革办公室内同样有阶级斗争，不要以为钓鱼台的人都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不要忘记，“文革”前住在钓鱼台的写作班子，理论家如姚×、范××、许××这些不都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了吗？大字报号召办公室工作人员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大字报最后说：“在以陶铸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下……”
该份大幅海报的撰写者乃胡某与雷某。二人同在1964年大学毕业后，投身于一年有余的“四清”运动，文革初期，便被调往中央文革办公室。他们各自曾服务于《红旗》杂志与马列主义研究院，因尚未真正展开业务，堪称纯正的“三门”干部。他们所撰写的这篇大字报，堪称措辞最为尖锐、立意最为深刻的篇章。众多工作人员忧虑，中央文革内部可能也会如同社会一般掀起一场运动。然而，大多数人却忽略了其中“以陶铸同志为首”的表述。
在我们中央文革的内部，我们坚决不搞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活动。如有对工作有任何意见或建议，大家可以向小组成员提出，或者以书面形式提交给小组领导。中央文革办公室的日常工作需要保持正常秩序，绝不能让这里也陷入混乱。
1967年，李讷（前排中）、李作鹏（前排右）、董其采（前排左）一同置身于海军大院的宏伟之中。
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也关心大字报的内容。他们议论起小胡等大字报中的“以陶铸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提法。陶铸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他因受江青的排挤，已很少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的活动。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怎么成了陶铸为首了？陈伯达的秘书也责问：“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人员竟然不清楚小组的领导人是谁？这真是令人费解！”
由此大字报而引到小胡其人的议论。许多小组成员不了解小胡到底是负什么责任的？因为小组成员中，除了陈伯达、康生、江青外，小胡都以他个人名义批过文件给他们，胡批说：“请某某处理”等，小组成员还说，《文化革命简报》这样中央文革办公室的刊物，也经由他批发。小组成员认为胡光明是中央文革办公室的"中转站"。这个“中转枢纽”是由谁设置的？是否真的需要这样一个“中转枢纽”？鉴于此，中央文革小组决定撤销这一“中转枢纽”，并认为小胡不宜继续在钓鱼台工作，故将其调离。
有必要说明的是，小胡之所以将“以陶铸同志为首的中央文革”写入文中，是因为陶铸同志被中央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其排名在康生顾问之上，同时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位次也位于陈伯达之前。因此，小胡如此表述。小胡原本是由戚本禹调入中央文革的。鉴于小胡年纪尚轻，戚本禹出于对其的保护和解释，并未让“文革”小组对此进行深入追究，而是将他调至花园村信组工作，以此平息了由大字报引发的这场风波。
关于中转站事宜，我已明确告知，此事项与办公室领导无直接关联。对此，我已向相关小组成员进行了详细的说明与解释，并主动承担了相应的责任。起初，小胡在值班室负责接听电话、处理事务，并参与夜间值班。我们视他为骨干力量，在众多大学生中，他表现出了极高的工作热情和责任感，能够出色地完成分配给他的任务。自1966年9月起，中央文革小组领导恢复了穆欣作为小组成员的职务，然而，由于穆欣繁忙，无暇顾及办公室的诸多事务。《文化革命简报》的审稿权限被下放到记者站，但为了确保审稿的严谨性，记者站的负责人仍将《文化革命简报》的清样送至办公室，请穆欣审阅。鉴于穆欣时间紧张，他委托我将审稿工作负责到底，若发现重大问题，再与他商讨解决。
我看了几期，因值班室的杂事太多，实在坐不下来看稿子。于是我就想抽出一位同志摆脱杂事，集中精力专门处理这些文件和稿件，办公室值班室大部分人是机要秘书出身，不适于看稿子，小胡在办公室工作人员中文化程度较高，可以处理一些文件文书。我同他商量，把他调出值班室，专门处理文字文件方面的事，为了让他摆脱值班室的杂事，我把他安排到十六楼二楼空着的小会议室去办公。还嘱咐他：记者站送来的《文化革命简报》清样需要审稿，原计划由穆欣同志负责，但他工作繁忙，无法兼顾，因此特此安排你专责审阅稿件。今后，各组送来的电话记录、电报、文件，若你认为有必要发布简报或打印，请先向穆欣同志请示后再行处理。
小胡初接手此任务时，尚与穆欣商议诸多事宜。然而随着时间推移，穆欣事务日益繁重，诸多决策小胡便开始自行决断。而他批阅分发给小组成员的信件与文件，或许正是此类情形下的产物。所谓“中转站”便是如此应运而生。
1970年，李讷跟随中央办公厅的脚步，被下放到江西的进贤“五七”干校。
六. 肖力叫我“老好人”。
大约1966年九月的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没有开会，小组成员也都不在，在十六楼值班室的事也少了点，我们值班室的人有矫玉山、李奎林，还有一两个人，肖力也在场同我们聊天。不知什么原因，肖力把话锋转到了我身上。肖力盘问我从哪个学校毕业，都在什么单位工作过，家庭人口，妻子在哪儿工作，家庭成分，社会关系，一连串问题，我都如实地一一回答。我边回答边想：肖力怎么在众人面前审查我的出身、历史和社会关系。这时，李奎林半开玩笑地说：“肖力怎么突然查起我们老王过往的事迹了？老王听后，脸上露出了紧张的神色。”肖力听后，有些不好意思地轻笑了一下，接着说：“老王，您真是位难得的‘老好人’。”
“老好人”一词，在传统观念中，其意并非指坏人，却也并非革命派的坚定支持者。它形容的是那些不坚持原则、力求不得罪任何人的个体，其性质似乎带有贬义。此评价出自肖力之口，自是颇具分量。而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则是：性情平和，待人宽容，不轻易招致他人不快者。此类描述，不妨视为一种中性评价。阎长贵，日后成为江青秘书的人物，在听闻此事之后，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可能是李讷在为母亲挑选秘书时所取得的成果。我个人觉得阎长贵的说法颇合情理，此事或许正是如此。
肖力在中央文革办公室担任职务，享有相对宽松的工作氛围。她的主要职责是走访北京的各大高等院校，与各校的造反派领导展开交流。凭借她年轻的面容、得体的举止以及学生装扮，她能够更为顺畅地融入其中，便于收集一手资料。因此，她对北京高校的运动走向以及各派别的立场有了更为深入的认识。
约莫在1966年的10月至11月之际，肖力骤然停止了踏入中央文革办公室的步伐。11月某日，她重返钓鱼台，身着简朴，头上的短发以一抹鲜红的头绳紧紧束起，身穿学生制服，脸上显露出一丝倦意。我瞥见她，心中不禁感慨良久。她微笑着回应，告知我她与几位来自北京的同学一同外出进行了串联活动。
在中央文革办公室易名之前，肖力被调往解放军报担任要职。在我告别中央文革办公室之际，戚本禹特意叮嘱我，即便肖力已转至解放军报，她依旧可以随时返回查阅文件，只要是我们能够浏览的资料，她均有权阅读。起初，肖力调入解放军报后，仍不时回来翻阅资料，以便掌握相关动态。但随着解放军报在“造反”夺权运动中的局势逐渐演变，她返回钓鱼台的次数逐渐减少。然而，每次归来，她都会与我打个招呼，有时还会闲聊几句。我对她的印象十分良好，她曾亲昵地称我为“老好人”，而我对此并不介怀。
李讷与李敏
七. 肖力与谭厚兰不熟。
肖力调到解放军报后，她到钓鱼台的次数也少了，即便来一次也是来去匆匆。直到1967年“7·20”武汉事件后，7月25日在天安门召开百万人大会，欢迎王力、谢富治从武汉凯旋归来。毛主席在外地，未参加大会，从林彪到所有未被打倒的常委、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都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这次是我到中央文革后，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是中办和中央文革小组拟定的名单，把我列入其中登上城楼工作的。
在天安门城楼之上，自然少不了北京高等学府的五位主要领导人，而市革委会的成员以及众多远道而来的知名造反派首领，也有一部分得以登临此楼。在我参加会议之前，有幸在城楼上与肖力不期而遇，久别重逢，我们便闲聊起来。就在我与肖力交谈的当口，北师大《井冈山公社》的造反派代表谭厚兰突然出现，向我提出了一个我难以应答的问题。尽管肖力还在场，我还是轻声询问她是否认识谭厚兰，并表示愿意为她引见。然而，肖力却轻轻摆手，表示无需如此，不久便转身离开了。
谭厚兰向我提议，一位来自外地的造反派领袖此刻正驻足于北京，他是一位忠贞的革命战士。然而，在这次登城楼的仪式中，他的名字并未出现在名单之上。考虑到他与谭厚兰可能属于同一阵营，谭厚兰坚信这位领袖理应登上天安门城楼。我向谭厚兰说明，外地红卫兵首领的登楼名单并非由我们负责拟定，我对具体情况也并不知情。秉持着责任之心，我陪同谭厚兰一同前往城楼，拜访了当时正在值勤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并将谭厚兰的请求转达给他。杨德中回复说，今日登楼名单的确定是由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文革委员会共同决定的。若要临时增补人员，必须获得汪东兴和戚本禹两位领导的首肯，否则任何人均无权擅自作出决定。尽管遭遇了这样的回复，谭厚兰并未气馁，他继续向戚本禹寻求协助。
伴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持续了超过一年，我与那位在北师大享有盛誉的造反派领袖谭厚兰，素未谋面，亦未曾有过任何交谈，每次的相遇都像是两个陌生人擦肩而过，这让我感到十分不寻常。至于这其中的缘由，当时我未能透彻理解，时至今日，依旧困惑不解。
作者简历
王广宇先生，1958年8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班，随后调入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任职。1966年6月，他被从马列主义研究院调至中央文革小组，并曾担任办事组的负责人。1967年9月，他重返原单位工作。不幸的是，1968年3月，因遭受江青、陈伯达的诬陷与迫害，他遭到了逮捕并被关押，历经了长达七年的牢狱生涯。直至1979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他的冤屈得到了昭雪。在退休之前，他曾担任《求是》杂志的编审一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