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徐景贤凭借其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关键职务，一度显赫一时，备受瞩目。但伴随着“四人帮”的覆灭，文革的终结不可避免，徐景贤亦未能幸免于难，被逮捕并锒铛入狱。

在这充满波折的十年岁月里，徐景贤曾遭遇何种鲜为人知的坎坷，以及他出狱之后是如何应对崭新生活的。在他离世之际，他的生前挚友、王洪文的秘书萧木，挥毫泼墨，撰写了一篇题为《你走了，轻盈如白云》的追忆文章，记录了徐景贤曲折起伏的后半生。全文如下。

一

门外，三两成群的人们络绎不绝地步入，在这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告别厅内，黑压压的人群已将空间填满。哀乐在空气中低沉而缓慢地弥漫。我跟随人群中沉默而沉重的步伐，缓缓地、一步接着一步地向前挪动，直至玻璃器具笼罩的你，我的“同年大哥”。

你轻轻挥别了这74载岁月流转的世界，悄然离去，身后没有喧嚣媒体的聚焦，亦无繁花似锦的灵堂布置。你的离去，宛如一片随风而去的洁白云朵。你的一生，生活简朴，未曾想过为子女留下任何遗产，甚至未曾留下只言片语，你的遗体亦慷慨捐献给了社会。

当我曾对您捐赠遗体的想法表示疑问，您微笑着，语气温和地回应：萧木，若我先行离世，你将看到的最后一刻的我，将不再属于我，而是成为国家医学研究的一部分，一个科研的样本。仔细思量，这不正蕴含着深刻的哲理吗？

徐老，此刻我注视着你提及的“标本”，心中不禁泪如泉涌。我明白，这是你主动做出的决定。在遗体捐献的申请表格上，有几项需要捐献者在“是”或“否”之间做出选择。“是否保留部分遗体？”你选择了“否”。“是否保留骨灰？”你也选择了“否”。“遗体捐献是否保密？”你依旧选择了“否”。直至最后一项：“是否保留遗发以作纪念？”你稍作迟疑，最终还是选择了“是”。

踏入五十，我已“尘满面，鬓如霜”，而你乌黑亮丽的头发，让我不禁心生羡慕。你笑言，这或许归功于遗传基因的力量。我记得，我父亲直到七十岁过后，鬓边才渐渐显露出些许银丝。事实上，头发颜色的变化并不完全等同于年龄的增长。

我已领悟。在你划上那最后的勾号之际，心中想必涌动着对那位深藏于记忆中的父亲——著名教育家徐宗骏先生的深切缅怀；你也在想，你的女儿们和那两个可爱的小外孙，你希望他们能永远记得，他们曾经拥有一个，若不细看，几乎可以称得上满头黑发的父亲和祖父。

然而，徐老先生，您在我记忆中的初印象，相较今日，显得年轻得多，头发亦是更加的黑亮。那会儿，您剪着当时颇为流行的“一边倒”发型，头发从前额垂落，几乎触及眉梢，乌黑且透着光泽。

二

我与旧友徐景贤的首次相会，应当发生在1961年的春夏之交。

“你就是萧木同志吧？真是让您久等了！”……

我坦诚地表达了我的意图，他毫不犹豫地应允。随后，在电梯口那狭小的空间里，即便连一杯白开水都未曾提供，我们却就共同的文学兴趣展开了如春日暖风般的深入交流。他那儒雅的气质、敏锐的洞察力以及温和文雅的言谈举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令我意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中午，他已将评论稿完成，并且亲自送至党刊所在的康平路141号。他骑自行车的背影，挥手远去的瞬间，那坚定的身影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记忆之中。

彼时，我们不过二十余岁。老徐，那位我结识的上海年轻一代作家中，堪称最具文人气质，同时又深谙政治之道、满怀革命热情的佼佼者；然而，他的热情藏而不露，并非那种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类型，唯有与之相知日久，方能深切体会。

或许是因为我们都在行事和为人上追求温文尔雅、不事张扬、不夸大其词，我们有共同的品味，他也对我格外关照，始终如兄长一般，用数十年的时间给予我关怀。

约在1962年夏秋之际，我在《上海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探索》的小说。起初，这部作品颇受好评，然而后来听闻在作协的一次学习班上，《探索》遭到了集中的批评，有人认为作者是在为大跃进抹黑，甚至有提议要公开发表批判性的会议纪要。那时，我本意是想赞美大跃进，并将其视为一次伟大的“探索”，认为我们应当从中汲取经验教训，以便更好地再接再厉。却未曾想，我的作品竟被误解为“抹黑”，这让我既感到了深深的委屈，又变得异常紧张，以至于连作协的通知召开会议，我都胆怯不敢前往。

数月后，我又在《上海文学》上读到了一篇对《探索》杂志的深入评论。尽管文中也指出了杂志的一些不足，但总体上，尤其是在政治层面，作者对《探索》给予了热情洋溢的赞誉与肯定，这让我倍感振奋。撰写这篇评论的正是徐景贤先生。

随着中苏之间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争论在党内逐级传递开来，我急切地想要跟上形势的步伐，因此如饥似渴地投入到之前并不感兴趣的马列理论的学习中，而且往往是以一种生吞活剥的方式。与此同时，老徐听闻他已经加入了由石西民主持的、位于华山路上丁香花园的写作班，选择了“躲进小楼成一统”的生活方式，专心致志地撰写他的“反修”文章。在这段期间，我们的联系变得颇为稀少，然而，每当我拿到《内刊》（即《内部未定稿》，由中共华东局主办）时，我都会不遗余力地阅读每一篇文章，尤其是那些署名为“丁学雷”的作品，因为我知道这些文章大多出自老徐之手，或者至少是经过他的修改和润色。

随着《五·一六通知》的颁布和文革运动的展开，老徐先是加入了市委文革小组，紧接着又成为曹荻秋市长撰写文革检讨书的幕后笔杆。不久，以老徐为先锋的写作班在1966年12月18日的文化广场集会上，高呼出“革命方显京城近，造反更感主席亲”的口号。文人墨客们也开始投身于造反的行列，并成立了一个组织。他们自谦地不愿自称司令部，而是低调地将其命名为“市委机关联络站”。

在这段岁月里，我毅然决然地鼓足勇气，倾注满腔热情，主动投身于文革的洪流之中，立志经历一场“脱胎换骨”的蜕变。然而，随着编辑部主任、副主任相继遭受批判，我这位编委沦为“候补当权派”。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身为当权派往往容易招致非议，处境艰难，这使我一度不自觉地成为了党刊内部两派矛盾激化的焦点。

那一晚，当我在余庆路机关食堂面对即将爆发的批斗，心有余悸，改造自我的信念开始动摇，于是找了个机会匆忙逃离。当时，我并未确切知晓该逃往何方，于是在街头徘徊了整整一个深夜，最后迷茫中躲进了当时上海大字报最为密集的场所——静安公园。那里通宵达旦灯火通明，人潮涌动，气氛异常活跃。正是从那时起，我萌生了撰写一部正面展现那场被誉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的宏伟长篇小说的坚定决心。我躲在角落里，蜷缩在枯叶堆中，默默构思小说的框架，全然沉浸其中，忘记了饥饿与寒冷。

不过也就熬了短短三两天，便意识到这并非长久之策。天色渐暗，似乎又要降雪。恰巧在公园门口遇到了一位与我交情颇深的党刊造反派负责人，便请他代为转达，希望能去老徐那里寻求庇护。

回音传来，夜幕低垂之际，我轻敲了位于武康路2号的机关联络站那扇宽敞而略显陈旧的绿漆大门。踏入熙熙攘攘、似乎正热议着些什么的大厅，我看到了从人群中突然转身、抽身而出、急步向我走来的一位老友——徐先生。正如他在《十年一梦》中多年后所回忆的那样：“我摘下头上的哥萨克皮帽，解开对襟的中式棉袄，头发间蒸腾着热气，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通演说……”然而，这一次，他只对我一人倾述：“萧木啊，你为何到现在才觉醒反抗？我一直在此等候着你！不过，革命无分先后，只要能站起来反抗，便已足够！”

“你就安心待在此处吧，保证你的安全，吃喝不愁，书籍也是应有尽有！”——这时，老徐又重拾我记忆中那位“同年大哥”的形象。

随着雪花纷纷扬扬，预示着1966年的尾声即将来临，上海陷入了混乱之中。老徐往来穿梭，风风火火，日夜不停地忙碌着，而我却独自一人躲在小房间里，悠然自得地翻阅书籍和报纸（后来有人告知，党刊中某一派曾试图上门捕捉我，幸得老徐出手相救，然而当时我对此一无所知）。我为自己未能跟上形势的脚步而深感愧疚与忧虑，同时也为老徐能够引领革命的新浪潮而心生钦佩与喜悦。然而，有时我又难以置信，这位往日温文尔雅的老友，竟如此迅速地转变为一位激进的革命造反派。

我的怀疑得到证实。

起初，老徐是在张春桥、姚文元等已身居中央文革小组要职的几位同志连续电话指示下，开始投身于造反运动的。因此，他屡次被红卫兵与工人造反派讽嘲为“奉命造反”。至于他在文化广场大会上发表的《造反声明》，那篇后来在沪上乃至全国范围内引起广泛关注的文章，实乃几名写作班才子认为其初稿“造反精神”不够，经过一番激烈的“炮轰”与多次修改，才得以成形的。

我并非意图为已故的老徐进行辩解，而是希望揭示一段真实的历史。在那个时代，“缺乏造反精神”被视为一种耻辱。而周围秀才们对他的猛烈批评，实则源于一片好心，用那时的说法，便是“助力同袍”。

1968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专题写作小组中，前排右一为成员萧木。

“你不必分心他事，只需负责搜集传单与各式小报，这对今后你的小说创作或许大有裨益。”

惊喜不已，我索性将铺盖一并搬来，白天抓住一切机会搜集资料，夜晚则整理并记录。不到两个月，三大柜子的传单和小报就已堆满。随着市革会和新建市委的相继成立，老徐又推荐我加入了市革会专题写作组、《红旗》杂志上海组稿组和市委写作组。写作一直是我梦寐以求的事业，加之丰富的书籍资源，即便工作忙碌到日夜颠倒，内心却充满了前所未有的满足与喜悦。从那以后，虽然仍能在众多群众集会上看到老徐激情澎湃的演讲，看到他挥手号召，台下群情激昂，但在我的印象中，他却似乎并不快乐。

自1968年下半年起，我的办公与居住之地均位于康办大院西侧那栋楼的三层。大院住宅区的草坪四周，停泊着几辆属于市委、市革会几位资深领导——如马天水、徐景贤等三两同仁——的黑色轿车。透过窗户，我目睹他们穿梭于车门之间，进出自如。我对他们的行踪一无所知，亦无意探询。尽管偶尔能听闻关于“三王”——王承龙、王洪文、王秀珍——与老徐权力争斗的传闻，但我对此并不感兴趣，亦未曾深究。然而，有一事引起我的注意：老徐日渐失去了我心中那份轻盈与从容，连他的外貌也发生了改变。不知从何时起，他突然发胖，又常身披那件鼓囊囊的蓝布棉大衣，显得愈发臃肿、拖沓，背部也微微隆起。我能想象他承受的压力。

某日他偶然造访我们的办公室，我关切地询问他的身体状况与工作近况，他仅以八字回应：“如临深渊，似履薄冰”。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他早年赠予我的那本报告文学集《生命似火》，其中一篇名为《在洪泽湖封冻的日子里》的文章，描绘了如此一幕——湖民因湖面结冰而被困湖心，而那冰面却无法承受单人直立行走的重量。为了将食物送达湖民手中，岸上的人们只能手握一根竹竿，匍匐前进，一寸一尺地艰难前行。那种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感觉，与老徐此刻的心境竟如此吻合。我不禁涌起一丝淡淡的哀愁。

“就是嘛，老是不写，笔头子会生锈的！”这时，老徐长叹一声，感慨地说：“胡适曾言，做了过河卒子，只得拼命向前。我也是如此，恐怕想要回头，也已无路可寻了！”

这声叹息之中，固然掺杂着几分自豪，然而更多的却是深沉的无奈与淡淡忧愁。

“萧木啊，你在政治上总是过于单纯，有些事情固然可行，但却是不能明说的！”

言下之意，即是你们可先行处理，事后再来禀报。我后来向朱永嘉提及此事，老朱立刻便明白了其意。在他的精心策划与组织下，文艺组的陈冀德等同仁齐心协力，自1973年初起，陆续创办了《朝霞》丛刊、月刊以及《外国文艺摘译》等多种文艺出版物。

回想起往昔，大约是在1970年9月的第二个星期天中午，蕴芳大姐派她的女儿前来唤我至她府上，言称父亲有要事相商，并特别叮嘱一句：“中饭无需前往食堂就餐。”我自小秉持素食，且不幸养成偏食的恶习，每逢赴宴总给东家增添不少烦恼，于是急忙奔向食堂，买了一只馒头边走边啃，心想“已用餐”便有了婉拒午宴的借口。然而，这借口终究无法成立。桌上虽不过是寻常佐料，但蕴芳大姐却能将菜肴做得精致可口，桌上已摆满了各式佳肴，更有三只红亮诱人的大闸蟹。更令人惊讶的是，老徐引见了一位既熟悉又陌生的客人：熟悉，是因为早已多次在远处见过他；陌生，是因为这是第一次面对面与他同坐一桌。此人便是王洪文。

老徐，一位对文字精益求精的行家，如此向王洪文介绍道：“这位是萧木同志，一位工人出身的作家，他曾经担任过铁路工人的职务。”

我明白了老徐所述的三层含义。首先，他特意强调我曾是一名工人，意在拉近王洪文与我之间的距离，以便使我更易于被他接受。据此推断，第二层含义可能是指我将面临一项与王洪文相关，但目前尚不明确的任务。第三层含义则涉及传闻中摩擦不断的市委与市革会领导层，他们似乎因某种原因萌生了团结的意向，而老徐是首先伸出和解之手的人。

末节之喜令我欣慰，而前两节所引发的疑云重重，令我心中难以平静。

吃米饭，关键在于慢慢品味。细细咀嚼，等到甜味涌现，再缓缓吞咽，这样才能更好地吸收。王洪文赞同地点头，我这个平时吃饭如救火的人，对此感到非常新奇。然而，蕴芳大姐却揭短说：别装了！早一顿、晚一顿，冷一顿、热一顿，胃病都找上门来了，还敢自称细嚼慢咽呢！王洪文惊讶地侧过头问：你有胃病吗？老徐略显尴尬地笑了笑，回答道：有一点，但还好。

饭后，老徐将王洪文与我引入内室，紧闭房门，随后二人神色凝重地向我一五一十地述说了不久前在庐山举行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激烈冲突，这场斗争被形容为“有如炸平庐山、使地球停止转动之状”。我听了深感震撼，也悟出了王、徐为何能够暂时携手合作的原因。显而易见，在庐山全会上，林彪暗中指使要对之人，首当其冲的就是张春桥，这让王、徐倍感压力。“面对强敌”，他们便萌生了摒弃前嫌、共同抵御外敌的强烈愿望。

随后，老徐取出文件，向我阐述了毛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主要精神，并在闭幕式上对全党提出了“学习一点马列”的倡议。紧接着，他告诉我，他与王洪文已商定，每日中午抽出两个小时专心研读马列著作，且这一决定坚定不移。然而，他担忧某些内容难以理解，因此特地邀请我担任他们的辅导教师。我心中明白，老徐完全有能力自学，无需他人的指导。尽管他从未明言，但我不难推测，他此举实是意图携手王洪文共同进步，故而用心良苦地作出此安排。尽管如此，我还是欣然接受了这项任务，目的纯粹是为了迫使自己阅读更多书籍。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学习活动确实变得坚如磐石，始终如一地持续着。起初，仅有徐、王二人参与，不久之后，马天水、王少庸等十余位同志也加入了其中。他们研读的，是毛主席亲自圈阅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伟大思想家的代表性著作，总计三十卷。

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徐景贤及王秀珍等要人聚首一堂。

在那个时期，我和老徐都未曾料想到，仅仅因为我担当了这份业余性质的辅导教师，竟使得三年之后，我接到了调往京城的工作命令。起初，我被安排参与筹备即将进行的十大党章的修改工作；随着十大的圆满落幕，王洪文同志被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声称，毛主席交予他的主要职责是研读马列主义著作，因此他以这一理由将我留在了身边。我依旧秉持着“雷打不动”的原则，每天坚持两个小时的辅导，后来又增加了陈永贵和吴桂贤同志，继续研读那三十本书籍。

在这段期间，我先后受命为周恩来、王洪文、华国锋同志起草过若干份简短文件，并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同志处理他们交办的文字事务。此外，我还兼职于《人民日报》。

我心中不禁涌起了一股苦闷。这并非因为我察觉到王、张、江、姚四人怀有“篡党夺权”的野心，而是由于“一仆多主”的境遇，我很少能够再腾出时间进行自己的创作。

于1970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之际，毛泽东主席与徐景贤（位于左一位置）亲切握手。

同样，老徐似乎也并不特别顺心，尤其是那发生在1974年春天的《朝霞》事件，长久以来让他心怀愧疚。在此，我不愿深入探讨这一事件的具体原因、发展过程和性质（注：欲深入了解该事件，可参阅本刊去年第十期“文摘”中陈冀德的《“阴谋文艺”遭遇阴谋记——〈朝霞〉事件》），仅想轻描淡写地说：它不过是文革巨浪中的一朵小小浪花。尽管它是那么微不足道，却从基层蔓延至中央，映射出知识分子在错综复杂的权力博弈中所感受到的无力和窘迫。

部分工人造反派成员对《朝霞》杂志上两位青年作家所撰写的两篇小说中的一些措辞进行过度解读，将其夸大其词。他们首先在若干基层单位进行猛烈抨击，随后向市委上报，要求全市范围内展开批判活动。该报告呈送至康办，王秀珍与马天水均已签署同意，目前正静候徐景贤的表态。

无人能窥见老徐内心经历的何种剧烈的思想交锋，最终，他还是在纸上勾勒出一圈以示许可。

我亲身经历了诸多事，深知老徐的友情之重，这一点在1968年秋季专题写作组被迫解散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当时，他为每一位成员都精心安排了尽可能周到的去处。然而，他绘制的那个“O”字，却在他的几位文友之间留下了难以抹去的痕迹。因为这个决定，最直接受到影响的是他在1959年结识的老友、《朝霞》的负责人陈冀德，以及两位同样与他相识并深受他热情扶持的青年作家。

陈冀德及那两位青年作家，果然陷入了困境，四面受敌。他们纷纷致信于我，倾诉他们所面临的艰难境地。

王洪文

此事件亦与王洪文有所关联，显而易见，他站在了王秀珍的一边。

客观而言，在北京的钓鱼台度过的那三年多光景，王洪文对我给予了特别的关照和深厚的尊重。即便在他生命垂危、身陷秦城监狱的最后时刻，他仍念念不忘，嘱托探望其妻的人向我传达他的问候，并希望我能够客观公正地记录下他的事迹。然而，在《朝霞》事件中，我情绪激动，几近失控。我强调，《朝霞》是我负责的项目，那些小说在发表前我都审阅过，批评就应针对我，何必牵连革命小将？他先是愣了一下，随后微笑着说：“这可是误会了，你不必放在心上。我会让他们停止批评的。”

此事自始至终仅持续了约莫一个月，最终在张春桥的干预与调解下，风波迅速得以平息。

老徐深感痛苦。

外界看似简单不过是为了那顶官帽而已，然而身处其中的老徐所体会和感知的，实则远比这要复杂得多。他只能独自一人，默默承受那些他自己也难以解释的伤痛。

同年的五月之际，我因公务返回上海，恰巧得以顺道探望老徐。甫一相见，他便情不自禁地紧紧握住我的手，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萧木啊，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对不住老朱、陈冀德，也对不住你。”我回应道，已经与老朱、陈冀德谈过，他们均表示理解，并无责怪之意。

他感慨道：“他们越是宽恕我，我的内心便越是充满愧疚。时光荏苒，多少年后，当我们这批人——徐、朱、陈以及我等——历经人间沧桑、品尝人生百态后再度相聚，共同剪烛西窗，共谈巴山夜雨，偶尔也会提及那件《朝霞》往事，彼此相视一笑，清风明月依旧。然而，就在那一天，当我离开老徐的家，漫步在康办大院的花园小径上，心头却沉甸甸的。我无法言明自己是对老徐的懦弱感到失望，还是对他心生同情，或许更多的是一种惋惜。我总感觉像老徐这样才华横溢的作家，最好不要涉足官场；一旦踏入官场，尤其在这种体制之下，十有八九会演绎一出悲剧。”

彼时，我竟未曾察觉，即便我自诩无甚才华，却也无形中扮演了悲剧中的角色！

四

文革落幕之际，我那部尚未完成的长篇小说《春江潮》随即被定性为“篡党夺权”的毒草，不可避免地遭到了一场残酷的革命批判。而我个人，则在这场风暴中，历经炮兵、步兵的隔离室以及秦城监狱的囚禁，五年半的时光就此流逝。之后，我又在上海的下放劳动中度过了八个月。然而，命运似乎并未就此止步，1982年11月，我被捕并依法审判，最终被判处九年有期徒刑，并被送往提篮桥监狱服刑改造。

监房入口处，一条被称作“小阳台”的狭长走廊蜿蜒伸展，其设计之初，或许英国设计师是出于通风的考量，于是一方接一方地镶嵌了铁丝网，使得上下两层楼面得以透过这些网孔相互窥视。在一次“小放风”之际，我步出监房，偶然向下望去，只见一位囚犯俯身于地，正背对着我用餐。令人称奇的是，他面前的搪瓷饭碗并非直接放置，而是置于一个装满热水的面盆之中。每当他用勺子舀取饭菜时，那饭碗便随之晃动不已，摇曳生姿。这一幕，忽然让我想起了某件事情。

他那顶熟悉的哥萨克式破皮帽映入眼帘，我立刻便认出了那是老徐！我尝试着用力咳嗽一声，果不其然，一张先是一愣，随后满含惊喜的面容缓缓升起。多少年的生离死别，今日的偶遇却隔着薄薄的一层隔阂。就在这一刹那，那层隔阂瞬间被打破，他那份真挚而亲切的情感，让我铭记终生。只见他脸上浮现出夸张的神情，嘴巴张合两下，我立即“听”懂了他的心声：他是在询问我“过得好吗”。我重重地点了点头，随即也学着他的样子，张合了两下嘴巴。他对我点了点头，随后用调羹轻轻敲击面盆，向我传递出轻松、天真，甚至带有一丝滑稽的微笑。我知道，他这是在安慰我，让我不必为他那胃病忧虑，然而泪水还是不争气地夺眶而出。

春节过后，鉴于大队部希望那些对美术有所钟情的年轻罪犯能够掌握一技之长，便于日后谋生的考虑，我便与两位资深的中学美术教师一同筹备了一个工艺美术培训班。学员们是从各个中队精心挑选出来的。由于培训内容不仅包括课堂授课，还涉及到个别辅导，我因此获得了在楼面各处、监房之间自由行动的“特殊待遇”。正是基于这一便利，我与老徐得以多次相聚。

“你为何还要拆纱？”他回答道，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拆纱不过是调节精神的小插曲，而且并未对他有具体指标的要求。

我再次询问他的胃痛状况，他回应说病情并不严重，尚能承受。只是用餐时需要分多次进行，若一次性吃得多，就会感到闷胀不适。在炎热的天气下并无大碍，但寒冷天气时就得采取你所见过的土方法来分餐。那些负责分热水的水鬼们对我颇为宽容，每次都会额外给我一些热水，以便我热饭时使用，这样一来吃饭就会舒适许多。随后，他又关心起我的身体状况，觉得我似乎有些精神不振。我表示这里相比秦城已经好很多了，只是夜晚还是难以安睡。他提到中队的学员们背后称你为“小老头”，说你总是面带忧愁。萧木，你真的需要彻底放松自己！你看我现在，没有官职一身轻松，这不是挺好的吗？

确实，在我的记忆里，提篮桥的徐老先生，相较他担任领导职务时，显得轻松了许多。岁月的痕迹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却使他显得清瘦、气宇轩昂，不再有昔日那般臃肿、拖沓的形象，也不再是满脸疲惫的模样。

刑期将至尾声，我与老徐再次相聚，此行带有告别的意味。他的刑期漫长，尚余半数以上。他对我表示了祝贺，而我却依旧愁眉不展。回忆起我们曾共同激情满怀地追求共产主义理想，未曾料及现实生活的艰辛。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我即将走出牢狱，面临的问题并非理想之争，而是生存最基础的食物问题：如何养家糊口，让孩子们接受教育，这一切又靠什么来支撑？

徐先生表示，即便是最低工资标准也应有所保障。如此一来，不妨倡导勤俭节约的生活态度。勤俭节约不仅是革命精神的体现，更被全社会视为一种荣誉。

你言之有误！贫穷光荣仅为某一特定时期的道德观念。随着社会逐渐将“金钱至上”的理念奉为普遍认知，在大多数人眼中，贫穷便会转变为一种耻辱。

徐老沉默片刻，终于开口道：“我依旧难以置信你的言辞。”

徐景贤与夫人

释放归来，我再次被拘于改造工厂。为了家庭生计，我必须珍惜每一丝闲暇时光，辛勤劳作。尽管笔耕不辍，变换笔名撰写古代历史题材，却屡遭禁锢，四处碰壁。直至老徐出狱，我仍未能摆脱困境。老徐经过一段休整，先是潜心读书，继而撰写回忆录，同样遭遇了多次审查和阻碍。然而，他的态度比我更为豁达。我们相聚时，话题总是围绕我们共同的文学兴趣，他很少提及那些不快的往事。显而易见，他的超然和淡泊，是在历经起伏、荣辱不惊之后，努力追求的人生境界。有一次，我故意提起在提篮桥曾讨论过的话题，我说现在媒体宣扬的是“会赚钱就会花钱”，大款、大腕成为流行词汇，甚至小学生也在攀比谁的爸爸更有钱。那么，你是否还坚持“勤俭节约”是光荣的观念呢？

徐老表示这确实超出了他的预期，随后他轻松地笑了笑，接着说：“那又如何呢？孔子有一位得意门生名叫颜回，他即便只有一箪食、一瓢饮，身处简陋的巷子中，别人都难以忍受那种困苦，但颜回却能保持愉悦。我们为何不能效仿这位被誉为‘复圣’的颜回呢？不管他人如何评价，我们只需专注于寻找并享受自己的快乐！”

他这般言谈间，我仿佛又目睹了昔日那位飘逸自若的老徐，即便岁月已在他身上留下了痕迹，却也增添了几分洞悉世事的睿智与圆融。

老徐固然也有不够圆融、略显笨拙的时刻，那便是他屡次三番向我致歉，其中两次甚至发生在公众面前。在他看来，我那长达十七年的监禁与半监禁生涯，源于我曾在联络站寻求庇护，他收留了我，并随后推荐我加入写作组，以及辅导王洪学习马列主义。耳濡目染之下，我忍不住有些不耐烦地反问：“你这是何必呢？”甚至大声说道：“我耳朵已经堵上了！”

徐景贤

内心深处，我始终对老徐怀有深深的感激，尤其是现在这个时刻。首先，他当初收留和推荐我，完全是出于一片好心，毕竟人非圣贤，谁能预知未来呢？其次，尽管我之后经历了诸多波折，但这些经历实际上丰富了我对人生和历史的理解，并非纯粹的不幸。毕竟，生活本身就是多姿多彩的，我后半生的经历可能正是那些难得的际遇。我的所谓“放不开”并非源于这些。实际上，数十年来，我一直被剥夺了作为公民发表作品的自由，这让我感到最痛苦。写作是我一生的热爱，若不能写作，我的余生将失去什么意义呢？

1997年秋，上海永乐电影电视公司的两位制片人特地前来拜访，向我提出了一项提议：希望将我早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堕民》改编成一部电视连续剧。我立刻联想到了老徐。他早在六十年代就曾担任过电影《年轻的一代》的编剧，撰写电视剧本对他而言应是游刃有余。经过一番商议，他欣然同意了。这让我喜出望外，随即与制片人签订了改编权的出让协议。《堕民》所讲述的“堕民”，是江浙地区特有的群体，他们被视为天生低贱，自由民可以对他们任意羞辱。关于他们的起源，众说纷纭，而鲁迅先生则认为可能是“明初反抗洪武和永乐皇帝的忠臣义士”的后裔。从题材角度来看，这涉及到明代至民国的一段悠久历史，应当不会有太多的禁忌。然而，为了规避潜在的风险，我和老徐都谨慎地使用了鲜为人知的笔名。

次年的春夏之际，连续剧在浙江横店拉开了序幕，投资总额达到了四百万，拍摄进度已近四分之三。然而，突然间，一道禁拍令从天而降。这起因于我与两位制片人签署的协议中规定，片头需标注“根据莫莠小说改编”的字样。莫莠，这个笔名承载着我少年时代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鲜有人知。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无所不能的有关部门竟然查明了真相，“莫莠”即是“萧木”！

巨额投资恐成泡影，而对此浑然不觉的剧组演职人员，约莫两百人，仍在横店不畏酷暑，日夜兼程地奋斗。禁拍令一旦下达，其后果难以预测。两位制片人星夜兼程赶回上海，与永乐总经理一同向下达禁令的部门紧急恳求，但成效甚微。无奈之下，他们只得向我哀求，恳请我无论如何都要“搭把手”，而“救命”的唯一途径，便是让我“自愿”放弃署名权。我沉默良久，目睹两位年轻人满头大汗、面露惊恐，只得叹道：抱歉，是我让你们陷入了困境！

传闻这部名为《苦藤》的电视连续剧终究得以拍摄成片，然而，由于我签署了另一份“自愿”放弃署名权的新协议，这部作品与我这个原著作者已无瓜葛。我不禁好奇，在中国电视剧的历史长河中，是否还有其他类似案例！

向老徐转达此事后，他起初显得惊讶，紧接着便自我解嘲一番。他提到，在我们眼中，我和你都沦为了“堕民”，甚至不如普通公民。就算是被称作“堕民”，又何妨？毕竟，“堕民”依然是“民”的一部分。做个“民”，依然能过得悠然自得！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徐已愈发难以保持那份“自在”。除了经济上的困境，他还要承受偏头痛、冠心病以及老胃病等疾病的折磨。他的背也开始佝偻，行走间单靠拐杖已不足以支撑，还需他人的搀扶。在前年的秋冬之际，内耳中长出的胆脂瘤破坏了他的平衡感，使他站立时感到天旋地转，不得不先后接受两次手术治疗。由于我已经搬迁至浦东，与他家的距离颇远，我只能在每次手术前通过电话向他传达几句慰藉之词。电话那头，他总是传来他那朗朗的笑声：放心吧！我正在学习成为少先队员——时刻准备着；不过，这并非为了共产主义，而是为了自己的健康，哈哈！

萧木（左一）、徐景贤（左四）

最令人难忘的，无疑是那最后一次的相聚时光，发生在2007年10月27日的江湾湿地公园。

难道小偷也是老年人？老徐喘息着解释，那拐杖的金属杆子可以卖些钱，换些烧饼。这话让人感慨万分，一时间大家都不再言语。

“如数家珍”。

徐景贤与女儿

徐老眺望着那起伏不定、汹涌澎湃的波浪，低声吟咏了一句古诗：“曾经沧海难为水……”

接口曰：“非巫山非云。”

徐老突然转过头来，提及大约是1972年的春末夏初，你曾与我一同赴北京参会。途中经过南京，许世友将军盛情邀请我们留宿一晚，并一同游览了长江。在船上，我向他们提及了你在50年代创作的一篇小说——《长江的主人》，你还记得这篇小说吗？

印象模糊。

徐老言道：“萧木啊，我劝你放宽心态。你那部小说的题目选得极妙：‘长江的主人’！昔日本想成为长江之主，如今年岁已高，难以再担当此重任，那便且做回自己生活的主宰吧！”

那晚，我于灯光之下挥毫泼墨，创作了一首短小精悍的词作，意在赠予老徐，以此铭记此次游览之乐。

伫望吴淞口赠友

调寄《满江红》

三水交汇，天意相融，波涛争相崛起。遥望远方，李仙之白帝山映入眼帘，苏哲之赤壁古韵犹存。金粉繁华的六朝随波逝去，辞赋风流传承百代。正值清秋时节，桂花散发出幽幽香气，云彩与鹬鸟共舞。

往昔岁月，浑然不觉；眼前佳酿，已满溢杯中。遂任长发飘扬，手持长篙，随波荡漾于西沉的夕阳之下。举起酒杯，临江高歌，评点古今，犹如中流砥柱。不必多言。暮色中，乌鸦盘旋于乌台之上，佳人泪洒，令人感慨万千。

未曾料想，词曲初成之际，故人却已离我远去，此次公园之游竟成了我们最后的诀别。

五

10月31日傍晚七点左右，电话铃声骤响，那端传来的竟是陈冀德颤抖不已的声音：“老徐已离我们而去！”今日下午4时30分，他或许是因过度劳累导致心脏病发作，从发病到心脏停止跳动，整个过程不过短短半小时。

四日前，我们岂不是还携手漫步在湿地公园间？转眼间，96小时已过，我竟难以置信！怎能置信，又怎愿置信？

近日，为了缓解心中的苦楚，我漫无目的地翻阅《列子》一书，其中一篇名为《天瑞》的文章引起了我注意。文中提及，古时候的人们将逝者称作“归人”——

若言逝者乃归途之人，那么生者便是漂泊者了。若行而不识归途，便是迷失家园之人。一人若失家，尚有人指责；若天下皆失家，便无人觉其非。有那弃故土、离亲友、荒废家业、四处游荡而未归者，岂非狂放不羁之徒哉？世人必如此评说！

的确，生命终将走到尽头，这如同每个人终需归家一般，本是自然之理。作为“行者”，我们怎能总是流浪在外，忽视了家的温暖呢？这岂不是成了“放荡不羁”之辈？老徐在短短不到30分钟内，便从“行者”变成了“归人”，对他自己、对家人来说，这未尝不是一种幸福——我边读边这样思考，以此宽慰自己的心。

古谚有云：“树木倾覆，方可量其高。”而今，老徐已倒，他不仅心甘情愿地承受众人的审视，更展现出无畏的勇气，自愿让医学工作者以无情的手术刀，依照严谨的科学规程，对其进行解剖、切片，并置于显微镜下进行细致的观察与检验。在生理层面上，自然能检测出被病菌侵害的病变组织；然而，在心理领域，我敢断言，即便在显微镜下放大至千万倍，即便能够揭示盲从与失误，也绝不可能发现诸如专横、贪婪、欺诈等“心理因子”。相较今日官场，我为能拥有如此一位老友而深感自豪！

在我看来，老徐不仅将他的有形“生理遗体”捐献给了国家，根据马克思关于“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的精辟论断，他还为后世留下了一具无形的“社会遗体”。若非以情绪化乃至妖魔化的所谓革命大批判来对待，而是以严谨的科学历史观，实事求是地对其“社会遗体”进行剖析、切片，深入分析和研究，我相信，必然会在世人面前展现出一部栩栩如生的历史画卷；这不仅构成了整个大历史的有机构成，也成为人们审视整个大历史的一个独特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