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0月下旬，新四军苏中军区党委在南坎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

粟裕主持召开了会议，内容主要是为了应对日伪军针对苏中根据地下一次的清乡行动，苏中区新四军的主要将领都出席了会议，另外还有谭震林这位华中局的代表。

就在会议结束以后，几名参会的人员陆续地返回。

粟裕

时任苏中行署委员会主任的管文蔚也参加了会议，在会议结束后，管文慰沿着来时的路线返回。

来之前，管文蔚走的是水路，从三仓河出发以后到经弶港乘船到吕泗，再骑马赶到南坎。

本来这就是一个简单的行程，一路上也并没有发生意外，然而让管文蔚印象深刻的是，就在回去的途中，他差点遭遇意外，即便是后来过了几十年，管文慰依然对当时的场景印象非常深刻。

根据管文蔚的回忆录所描述，他骑马赶到吕泗后，乘船出海，经海路到弶港，因为一路上是逆风，所以管文蔚在海上飘了两天，等到他好不容易快到弶港，警卫员突然发现，在前面不远处，一艘渔船上，一个渔民正在不断挥舞着网兜。管文蔚连忙下令，船只停止前进，并派参谋与渔民取得联系。

然而得到的消息，却让管文慰大吃一惊。

“鬼子已经在弶港埋伏三天了，等着抓你呢！”

那时管文蔚的船距离弶港只有30里的距离，如果不是通知的及时，管文慰就一头扎进日军的包围圈里了。

听到消息后，管文蔚立即改变回程安排，经小洋口上岸，最终顺利回到了根据地。

事实上不仅是管文蔚松了口气，就连粟裕、叶飞听闻管文蔚顺利回去以后，也同时松了口气。

图|管文蔚

原来就在南坎会议结束后不久，警卫员突然来报告粟裕：

“情报站送来了两盒老炮台香烟。”

粟裕知道，这是之前潜伏在日伪军之中的地下党员专门送来的联络暗号，等到他拆开后取出情报，里面的内容却让他大吃一惊。

日伪军不仅知道他们这次开会的消息，还知道每一个参会的干部往返程的路线，并且日伪军也早有计划，打算趁新四军会议结束以后，在返程途中截杀。心知情况不妙下，粟裕几乎是一瞬间就下达了命令：

“马上让骑兵去追返程的干部，通知他们务必改变预定行程；让各部队立即集合准备转移，另命令各电台立即暂停发报。”

然而当时会议已经开完了几天，加上管文慰本人是坐船返程的，所以没有遇到粟裕派出的骑兵。

当粟裕派人到管文蔚预定上岸的地点弶港时，却发现那里已经埋伏了日军，心急如焚的粟裕、叶飞只好临时改变部署，让海防团发动渔民想方设法的通知管文蔚。

最终在距离弶港30里处，渔民遇到了管文蔚，并顺利将消息告知了他，这才避免了危险。

一堆破衣拉起了一支队伍

管文蔚的遭遇让他一生都难以忘怀。

事后粟裕意识到，新四军内部很有可能混入了敌人的奸细，而且极有可能是电台出了问题，否则敌人不可能如此迅速就获取到最精确的情报，经过一番细致侦查，粟裕发现一名报务员每次在队伍转移时，都会悄悄发出一个讯号，顺藤摸瓜之下，最终这名报务员被逮捕，经审讯后证实时日军特高课指派混入新四军的。

然而“你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

日伪军能够派遣特务打进新四军，新四军也同样在敌人那里有眼线。

如果不是粟裕在会议结束后收到的那两包烟，新四军很有可能会面临更大的损失。

那么给粟裕传递信号的人究竟是谁呢？

他就是时任伪第七师师长的施亚夫，同时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施亚夫。

2005年8月，在江苏南京钟山高干疗养院，已经年过九旬的施亚夫老人向记者侃侃而谈当年的往事，尽管他的年龄已经很大，但对当年的许多往事，依然印象非常深刻。

“汪精卫为了扩充实力，向日本讨价还价，把我这个新四军情报人员变成中将师长。”

施亚夫1914年出生于江苏南通，1928年参加如皋暴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14军。

值得一提的是，红14军是江苏境内唯一列入中央红军战斗序列的正规红军部队，成立于1930年4月，军长何昆，政治委员李超时，参谋长薛衡竞，政治部主任余乃诚。下辖两个支队，共1300余人。

然而因为敌人不断的围剿，红14军虽然发展很迅猛，但同样伤亡也很重，自军长何昆以下，干部大量的牺牲，红14军仅成立七个月，就在敌人的围剿下不得不宣告失败。

施亚夫后来也在党组织安排下离开江苏。

1931年8月，施亚夫在党组织安排下，参加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

几经辗转之下，施亚夫最终回到了南通，在党组织安排下出任中共南通中心县委常委、组织部长、副书记，继续在家乡领导革命。

然而施亚夫很快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当局抓捕，并被关在镇江监狱中。

图|施亚夫

有趣的是，施亚夫在当时与另外一个大名鼎鼎的人关在一起，这个人就是中共早期党员、后来抗战时期投靠了日伪的汉奸头子李士群。

两人在狱中同样是受尽酷刑，但施亚夫本人却坚持不为所动，李士群却顶不住酷刑的压力，最终选择了自首叛变。

两人在狱中曾有过这样一番对话。

李士群曾问施亚夫：“你说是肉体重要，还是精神重要？”

当时施亚夫还不大明白李士群问他这句话的含义，于是回答到：

“肉体只是暂时的，精神才是永恒的。”

李士群顿时有些垂头丧气，说不出话来。

大概那时他已经决定要自首叛变，故此才有所发问。

不过施亚夫大概也没有想到，后来他们还会有再次见面的时候。

施亚夫被国民党当局判了15年徒刑，并被转入南京第一模范监狱，这所监狱是国民党当局专门为了关押政治犯与革命群众的地方，堪称是一个地狱魔窟，不少的革命志士都是被其中的酷刑折磨而死，施亚夫被关进去后，整日从事繁重的劳动，但他却并没有垂头丧气，反而坚信未来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

图|李士群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混战中，日军飞机扔下几枚航弹落在监狱里，一下子整个监狱一片火海，施亚夫也被埋在废墟里。

等他醒来的时候，周围已经是一片混乱，看守早已经消失不见，施亚夫拼尽全身力气大喊了一声：

“兄弟们，赶紧跑吧。”

呼啦一下子，周围几十个犯人争先恐后地向外跑去，施亚夫也得以逃出生天。

施亚夫逃出监狱后回到了老家南通，想方设法与中共南通中信县委书记谷文显取得了联系，谷文显授意他，不如就在老家拉起一支抗日的队伍。

但在当时，两人几乎是一穷二白，要知道无钱不聚兵，当时谷文显能够给施亚夫的，也就只有一把手枪：

“现在组织困难，我能给你的只有一支手枪，剩下的要你自己想办法。”

施亚夫自己准备了一批便装，同国民党溃兵交换枪支弹药，竟然奇迹般地换到了七八十条枪，凭借这些枪支，施亚夫拉起来一支两三百人的队伍来，因为神出鬼没，日伪军也摸不清楚施亚夫的虚实。

打入日伪军队伍混成了中将师长

1940年夏，汪精卫投降后，组建了南京临时政府。

当时新四军与党组织给施亚夫的任务是，伺机打入到敌人内部去做工作，施亚夫欣然同意，自16岁参加革命以来，他从事地下工作便比较多，然而在当时，怎样才能混入汪伪政府去，是施亚夫比较头疼的问题，因为他不认识汪精卫。

当时汪精卫急于扩张自己的实力，到处收编国民党军部队，施亚夫也想利用汪精卫这一点，混入其中，最好能混一个师以上高级将领的位子，便于打听各种情报。

偏偏就在这想瞌睡的时候，有人就送上枕头过来了。

时任汪伪政府南通办公室主任的段银宝登上了施亚夫家的大门。

图|年轻时候的施亚夫

段银宝当年和施亚夫一起都被关在南京第一模范监狱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两人还算是狱友，只是段银宝的意志就不如施亚夫了，出狱以后，段银宝凭借自己的父亲和驻守南通的日军旅团长是同学关系，成功混到了南通办公室主任一职。

作为铁杆汉奸，段银宝自然也知道汪精卫的心思，加上他也知道施亚夫手上有一支力量，如果能拉拢过来，势必大功一件。

施亚夫心中暗喜，表面上却不动声色：

“我乃堂堂中华儿女，怎能卖国求荣，委身倭寇？”

施亚夫心里很清楚，当然不能一下子就答应，怎么也要以退为进，让敌人重视起来才行。

就在段银宝尴尬的一瞬间，施亚夫突然一下子缓和了态度：

“老弟，刚才我有点儿意气用事了，这样吧，毕竟事关重大，你容我考虑三天，三天后我一定给你个答复。”

然而光有段银宝还远远不够，施亚夫很清楚，想要跻身伪军高层，还必须要再活动活动。

施亚夫联络了一个人，此人名叫钱峰，他虽然曾在国民党军之中任职，但此时却赋闲在家，但他有个同学杨仲华，此刻正担任伪苏皖边区绥靖军司令，施亚夫希望钱峰能带自己活动，要来一个师的番号，并许诺以副师长的位子。

钱峰自然高兴，在他的引荐下，施亚夫与杨仲华见了一面。

施亚夫说明了自己的意思后，杨仲华也不客套，直接问了一句：

“请问贵军有多少人？防区在哪儿？战斗力如何？”

当时施亚夫麾下只有两三百人，但告诉杨仲华却是：

“杨司令，我手下有八千多人马，分散在南通、如皋、海门等地，由于没有番号，不好集中。其中一半以上人员是受过军事训练的。”

杨仲华一听施亚夫麾下有8000多人，眼睛一下子也绿了，他让施亚夫回去等消息，自己要向日本顾问说明一下情况。

施亚夫回去后，立刻与新四军取得了联络，征得粟裕同意。开始为打入敌人内部做准备。

尽管“活动”的事儿还没有下落，施亚夫却提前打出了旗号。

1941年初夏，南通城里里外外突然贴满了布告，落款上一律写明了：

“绥靖军第七师师长施亚夫”

不仅如此，施亚夫在南通大张旗鼓地搞出了一个“七师司令部”的招牌。

如此浩大的声势，一下子就惊动了在南京的汪精卫。

汪精卫当然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第七师非常感兴趣，立即派出心腹严甸南到南通去收编。

不过汪精卫也耍了个心眼，他嘱咐严甸南：

“你前去侦察一下，如果情况属实，就委任他当个中将师长；如果仅是一群乌合之众，纯属虚张声势，也不必打草惊蛇，待回来以后再作商量……”

图|汪精卫

严甸南牢记汪精卫的嘱咐，一到南通，就迫不及待地要求施亚夫：

“施将军兵多将广，能否带鄙人去领略一下诸位将士的英姿风采？”

施亚夫手中只有两三百人，根本不是之前所说的七八千人，如果让严甸南去看，无疑立马露馅，就在这紧要的罐头，施亚夫灵机一动，想了个办法。

“不满严司令您说，这段时间新四军活动猖獗，我这8000将士为了对抗新四军，可都布置在前线各处，前线可是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战斗，恐怕会误伤到严司令您啊！”

为了让假戏做真，施亚夫暗中密令手下出去准备，没多久外面就传来剧烈的炮声，士兵慌慌张张地进来禀告：

“报告将军，新四军又在攻城了！”

施亚夫高兴地笑了笑，对严甸南说：

“哎，好，这下能让严司令去见识一番我军的战斗力了。”

严甸南一听，脸吓得蜡黄，再也不敢提什么看部队。

施亚夫带着严甸南不断地在南通游玩，自己则带人连夜赶到上海，买了一本电话号码簿和一本《百家姓》，然后又找来几本喜丧人情的账本，胡乱的编、抄，一个晚上的功夫，就编出了一个8000余人部队的名册。

因为施亚夫准备的充分，没过多久，汪伪政府当局就送来了委任状，任命施亚夫为伪第七师师长。

两盒烟挽救新四军的命运

施亚夫作为伪中将师长，一下子跻身敌军高级将领行列，不仅如此，施亚夫还到南京参加了汪伪政府主办的第一期将校军官轮训团学习。

汪精卫对施亚夫也很看重，相比之下，施亚夫更加年轻，在军官轮训团毕业典礼上，汪精卫还亲自向施亚夫敬酒：

“我敬青年将帅一杯。”

一下子，施亚夫成了汪精卫眼前的红人。

图|施亚夫

凭借这一身份，施亚夫一下子打入到汪伪政府高层，尽管那时伪军部队只能听命于日军行事，但作为高级将领的一员，他依然有机会列席高层会议，听取日军清乡计划，然后施亚夫在原封不动的把情报传递给新四军。

一开始，施亚夫身边没有助手，为了保密，他与四分区特工部约定，用烟来代表情报，半盒火柴代表一个小队，一盒代表一个大队，而一盒烟代表一个连队。

一次，施亚夫了解到，日伪军将调动万余人进攻新四军军部，连忙送去10盒烟去，结果情报传递的过程中出现了纰漏，一个情报员误以为烟是敌占区送来的慰问品，拿去给战士们分了，好在后来新四军防卫得当，打破了日伪军的包围圈。

在了解这一情况后，叶飞决定改变与施亚夫的联络方式，并派去两名助手给他。

有趣的是，施亚夫在潜伏期间，还遇到了当年一同被关在狱中的“老友”李士群，借助这一层关系，施亚夫从李士群那里也弄来了不少的情报，帮助新四军一下子度过了难关。

施亚夫晚年回忆：

“我几乎参加了南通日军所有重要的军事会议，几乎每一次，我都把情报送给了新四军。”

1942年10月下旬，新四军南坎会议期间，日军第六十师团师团长小林信男突然在南通召开了一次高层军事会议，他在受到情报以后，准备布置重兵追杀返程的新四军干部。

施亚夫接到消息后，也参加了会议，当他得知情况以后，顿时吃了一惊，新四军内部有着严格的保密条例，如此机密的情报怎么会泄露出来，施亚夫怀疑新四军内部出了奸细。

“我认为这个情报有问题，南坎北面、东面都靠海，一旦被围绝无逃生的可能，新四军怎么会选择在这个地方开会。”

小林信男却很有信心，一见有人指责他的计划，不屑的回答道：

“我们的情报从来不会错，这是我们特高科培养的情报人员发回来的。”

尽管小林信男的话很简单，但施亚夫听出其中的含义，新四军内部一定有奸细。

会议结束后，施亚夫将情报塞进两盒老炮台香烟中，通过地下情报关系网送出去，使得小林信男这一计划宣告失败。粟裕也凭借这份情报，顺藤摸瓜抓出了新四军内部的奸细。

然而随着时间推移，施亚夫不可避免的受到了怀疑。

图|施亚夫晚年时对人说起当年往事

自前次谋杀新四军高级干部计划落空后，小林信男便认为自己内部渗透进了新四军。

小林信男为人狡猾，虽然也搞怀柔政策，但对于投降过来的伪军部队，基本上是不信任的，施亚夫回忆中称：

“南通伪军的一切全由小林信男说了算，他开始整顿伪军的排以上军官，一旦发现可疑分子，立即秘密处决。”

1943年春，小林信男裁撤了伪军第五、第六、第七三个师，重建伪军第34师，任命施亚夫为第34师参谋长兼135团团长。部队被打散后，施亚夫也遭到日军逮捕，然而他们并没有什么证据，为了拉拢伪军部队，只能释放施亚夫。

本来按照施亚夫的设想，是等到抗战胜利后，再反正到国民党军阵营中继续潜伏。但这时施亚夫所处的环境已经十分危险，几乎已经处在暴露的边缘，经请示上级后，党组织同意施亚夫在适当时机率部起义。

施亚夫在伪34师中，成立了党支部，下设两个党小组，凭借这层力量，施亚夫于1944年1月5日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