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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北平城里的老百姓都知道，这日子快到头了，城外每天都是隆隆的炮声，解放军把这座古城围得水泄不通。
就在这火烧眉毛的关键时刻，一个“大人物”成了国共两边同时争夺的焦点，他就是当时北京大学的校长胡适。
蒋介石在南京那边急了，一天之内连着拍了两封电报，甚至直接派了专机飞到北平来催他走，规格给到了最高。
可西山的电台里也传出了挽留的声音，不仅承诺他仍可担任北大校长，甚至还可以做北京图书馆馆长。
所有人都想知道，这位在北大教了三十一年书的新文化旗手，会选择留下，还是登机南去，他的选择背后到底藏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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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要从1948年的12月说起，那时的北平，空气里都弥漫着一股紧张感。城外的仗打得越来越激烈，国民党大势已去，谁都明白，这座城迟早要换个主人。
但对于国民党高层来说，比丢掉一座城更让他们心焦的，是人才。蒋介石在南京那边启动了一个“抢救大陆学人”的计划，头一个目标，就是胡适。
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是知识分子的一面旗帜，他的去留，影响实在是太大了，不能随便把他留下。
02
12月12日，南京的电报火急火燎地传到了北平，催促胡适赶紧走。当时胡适正在忙着给北大五十周年校庆特刊写文章，字里行间都是对北大的挂念。
他那会儿是真不想走，他跟来劝说的人说，他不能丢下北大不管。北大对他来说，意义太不一样了，从1917年二十六岁来到这里，到提出白话文运动，再到喊出“德先生”、“赛先生”，这里是他所有理想开始的地方。
他不是一个能轻易割舍自己“根”的人，所以一开始，他态度非常坚决，就是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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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形势不等人，蒋介石可不想在这个关键节点上被落了面子。
先是派了大员陈雪屏亲自飞到北平劝他，但胡适推脱了。陈雪屏只好又飞回去向蒋介石复命。蒋介石一看，直接心急了，一天之内连着拍了两封电报催促，甚至直接说已经派了专机飞南苑机场等着。
到了14日，连国民党教育部的朱家骅都亲自打电话催促，这种最高规格的“请”，摆明了就是不给他拒绝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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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蒋介石这边忙着“抢人”的时候，另一边也没闲着。西山那边的电台，直接通过广播向胡适喊话，说只要胡适不走，北大不动，解放军不会加害于他，解放后仍可担任北大校长。
而且，毛主席还亲自出面，让胡适在公学的学生吴晗带口信给他，说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
北京图书馆馆长这个职位，在学术圈里的份量，那是顶级的荣誉，可以说，这是带着最大的敬意和诚意来挽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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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当然也希望胡适留下，北大校园里贴满了各种挽留的大字报，那是所有学生的共同心声。贺麟、郑天挺、向达这些北大的老教授都表态说要留下来。
有人去见胡适，跟他说起这些挽留的承诺，说只要他留下，他想干啥都可以。
胡适听完，只是微笑着反问，他们会用他吗。这句话带着知识分子特有的傲气和清醒，他心里很明白，他信奉的那套“主义”，和他们信奉的，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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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库都藏满了，老百姓还挨饿，钱在库里，人在土里，胡适的心里，那个叫做“自由”的信念，比任何职位都重要。
他面对追问，态度越来越明确。他最后直接回绝，说了一句在当时知识分子圈里激起巨大争议的话。
他认为，他追求的“自由”就像美国的制度，是既有“面包”，也有“自由”。而“苏俄有面包没有自由”，他担心共产党来了，可能“两样都没”。
这个论断，就是他最后的选择。对他来说，选择蒋介石不是因为喜欢蒋介石，而是因为蒋介石的阵营，至少还允许他追求“自由”，哪怕只是残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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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早上，胡适匆忙给几位同事留下了一张短笺，上面写着：“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短笺写得很仓促，也带着一丝无奈。他心里很清楚，这一走，就不知道何时才能再回到这片土地了。
胡适的儿子胡祖望，当时也希望他能留下，但胡适心意已决，没有再多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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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下午，胡适一家人在国民党军队的卡车护送下，赶到了南苑机场。当时一起登机的，还有陈寅恪、毛子水、钱思亮、英千里、张佛泉等少数教授。
胡适提着他那两箱子手稿，那是他这辈子最宝贵的东西，是他学术生命的全部。
他登上飞机，往机舱里一看，里面空荡荡的，大部分的座位都是空的。这架专机是来“抢救”学人的，但真正愿意跟他走的，却只有寥寥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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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向身边的儿子，说大部分人都没有走。这句话里，带着一丝复杂的情绪，是落寞，也是一种对自己选择的坚持。
他刚说完，飞机开始滑行。就在飞机起飞不久，不远处就传来一声巨响，一团黑烟腾空而起。
他赶紧往窗外看，那团黑烟升起的位置，分明就是刚才他们下车的地方，要是飞机晚起飞哪怕几分钟，后果没人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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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脸色在昏暗的机舱灯光下，显得格外凝重。
他没有再说话，只是紧紧攥着那两箱手稿，那是他的“自由”和“信念”。他知道，自己已经彻底和北平告别了，从此踏上了一条充满不确定性的道路。
傍晚时分，飞机终于在南京明故宫机场降落。蒋介石那边派来了王世杰、朱家骅、蒋经国、傅斯年等一众大员，排场给得非常足。胡适心里清楚，他这一走，已经成了国民党手里最大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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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京待了几天，蒋介石甚至想在引退前聘请他担任“总统府资政”。但胡适拒绝了，他不想做什么没有实权的空头衔，他要的，是实实在在的“自由”。
1949年4月6日，胡适登上了威尔逊轮，前往美国，开始了他在异乡的生活。他以为，他终于可以呼吸到他想要的“有面包又有自由”的空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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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实，比他想的要残酷很多。在美国的日子，过得并不宽裕，纽约的公寓很窄，他一个大名人，也得为生活奔波。
他牵头办了《自由中国》杂志，继续坚持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反共，但也批评国民党。他想要的“有面包和自由”，最后却发现，面包有了，自由却成了别人手里的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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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4月，胡适回到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蒋介石给他摆了宴席，山珍海味，表面上给他十足的面子。
可刚回来第二天，就有人给他送了一本叫《胡适与国运》的小册子，里面全是骂他的话，说他“反孔帮共产党”。当局表面上说要查禁，暗地里却放任售卖，这“下马威”打得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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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脾气，是出了名的“宁折不弯”。他写文章劝蒋介石，说要做“无智、无能、无为”的领袖，要学美国总统放权。
这话可把蒋介石气得够呛，他直接批这是“三无谬论”，是叫大家放弃抵抗。这一下，报纸、军方都跟着起哄，围攻胡适的文章铺天盖地。他想要的“自由”，成了两边都不能容忍的“毒素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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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自由中国”的发行人雷震被抓，判了十年徒刑。胡适公开站出来声援，找人求情，甚至当面跟蒋介石说要联合四十多人上书。
但他做的所有努力，都没有任何作用。他一心想要自由，到头来，这份坚持却让他成了两边都不能容忍的“异类”。
他回家后，大病了五十六天。警察就在他家门口蹲守，来看望他的访客都要被盘查，他甚至要亲自登记来客的姓名和时间，交给警方。他想要的“自由”，在这里也成了可望而不可及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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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胡适又因为一场演讲夸赞西方文明、批评中国传统文化，再次被围攻。有人骂他是“最下贱的中国人”，立法院也进行质询。
他这辈子都在追求“自由”，可这份追求，却让他成了“孤家寡人”。他在北平的担忧，好像在另一个地方以另一种方式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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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第五次院士会议在南港蔡元培馆举行。这是胡适最看重的一个地方，是他的“家”。
酒会致词的时候，胡适站在台上，说自己“挨了四十年骂从不生气”。
他这句话还没说完，脸色突然变了，他按住胸口，猛地倒了下去。一代文坛巨匠，就这样在自己人生的最高光时刻，心脏病突发去世，终年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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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这辈子，为了他坚持的“自由”信念，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放弃了北大的校长职位，放弃了留在故土的机会。
他最后得到的，是一个盛大的葬礼，十万人送行，豪华的墓园，排场非常大。
他追求了半辈子的自由，最后却被自己的老朋友，写进了“障碍”的名单里。蒋介石日记写：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建国思想，乃除了障碍也。他费尽心力想要抢救的“学人”，在日记里却成了需要“排除的障碍”。
创作声明：本故事来源：《胡适在内地最后的日子》；《蒋介石与民国学人关系》；《胡适与罗家伦》；《蒋介石的功过是非》；《胡适晚年在台岁月》；《让蒋介石玻璃心碎的胡适》；《胡适晚年与蒋介石的互动（1948-1962）》。本文依据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创作历史故事，有些部分可能会在历史细节进行了合理推演。凡涉及推测性内容，均基于同时代的社会背景、文化习俗和相关史料进行合理构建，部分细节进行了文学性渲染和合理推演，有部分为艺术加工，如有表达的观点仅代表笔者个人理解，请理性阅读。部分图片来源网络，或与本文并无关联，如有侵权，请告知删除；特此说明！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