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快速进入老龄化社会,养老院理应成为最大的受益者。但现实情况却是,越来越多的养老院却入不敷出,不得不关门倒闭,甚至卷款跑路。尤其是在2025年后,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养老院平均入住率不足40%,部分机构甚至低至30%。北京市2023年的调研显示,571家养老机构的总体入住率仅为38%。全国养老床位空置率平均超过50%,北京高达62%,而广州等地的公办养老院却“一床难求”,凸显资源错配问题。
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我国养老机构的企业新注册数量有2600多家,但是现在只有600多家,大幅减少超过7成。养老院经营困难甚至倒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涉及经济、社会、政策和管理等多个维度。
1.运营成本高
运营成本高,租金、人力、设备等成本占比超80%,护工月薪普遍低于4000元,但流动性高达30%。北京中等养老院月均费用超5000元,失能护理费达8000-10000元,而全国企退人员月均养老金仅3500元。许多家庭因经济压力选择居家照料或雇佣保姆。养老院的运营成本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人员工资,这是最大的开支,包括健康管理师、营养师、护理员、厨师、清洁工、保安等的工资。由于需要24小时不间断的服务,员工数量庞大。健康管理,建立健康档案、慢性病管理、预防保健教育的开支。伙食费,为老人提供一日三餐,特殊饮食需求也需要满足,包括流质、半流质食物,确保营养平衡。
养老院需要大量护理人员,但护理工作强度大、薪资低,导致人员流动率高,招聘难。专业医护人员(如护士、康复师)成本更高。一线城市场地租金昂贵,而养老院需配备无障碍设施、医疗设备等,前期投入大。许多老人支付能力有限(尤其普通公立养老院),而高端养老院市场容量小,难以平衡成本。
维修费,维护房屋和设备的支出,确保设施安全、舒适。水电费和暖气费,根据供暖方式不同,费用结构有所差异,城市集中供暖按面积计费,自供暖则主要体现在燃料费上。日用品费,运营所需的办公用品、医疗用品等。培训费,员工外出培训和聘请专家的费用。保险费,为转移风险而购买的保险费用。
装修费用,初始建设和后续改造的支出,适老化设计尤为重要。租金,土地和建筑物的租赁成本,对运营成本有直接影响。医疗护理费用,包括药物、基本医疗设备和医疗服务的费用。安全管理,预防走失、跌倒、压疮等风险的措施和设备。康复训练设施成本,提供语言、肢体、认知功能训练的费用。管理费用,包括日常运营、行政管理、财务成本等。
2.政策与资金支持不足
政策方面的矛盾,顶层设计与落地执行的脱节。政策支持不足,土地、税收优惠等政策难以落实,民办养老院盈利困难。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仅在少数城市试点,未全国覆盖。监管机制不完善,服务质量标准模糊,监管力度不足,导致部分机构安全隐患频发。对护工培训、心理支持等软性投入缺乏强制要求。结果引起资源错配,政府投入集中于硬件建设,忽略人才与服务品质。创新受限,营利模式单一,社会资本观望不前。
部分民办养老院依赖政府补贴,但补贴延迟或不足,导致资金链断裂。医疗护理型养老院若未能纳入医保定点,老人医疗费用负担重,影响入住率。政策补贴不足,民营养老院获补比例不足30%,且审批繁琐、拨款滞后。
以前,许多养老院依赖政府的财政补助来维持运营。随着政府财政压力的增加,这些补贴逐渐减少,导致原本依靠补助的养老院难以维持,成为倒闭的直接原因之一。政策方面,政府对养老院的管理加强,要求更透明的财务状况,一些原本通过做账亏损来享受政策优惠的养老院无法再维持这种模式,被迫转型或关闭。
3.需求与供给错配
养老院的需求与供给错配的矛盾。大多数老年人倾向于选择性价比高且能够满足基本需求的养老院,但这类机构往往难以提供高品质的服务。而高端养老院虽然服务完善,但高昂的费用使大多数家庭望而却步。这种需求的多样性与支付能力的限制导致了供需错配。养老院资源主要集中在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而农村和乡镇地区的养老院设施不足,服务能力有限。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增加,但相应的养老设施和服务未能跟上,造成了供需错配。多数养老院缺乏专业的医疗和护理服务,而老年人群体中需要长期照护和医疗支持的比例较高。这导致了在提供基本生活照料的同时,无法满足老年人的特殊医疗需求,形成了服务内容与实际需求的错配。
养老服务的市场机制尚未成熟,缺乏有效的市场调节,使优质服务的供给不足。许多老年人和他们的子女对养老院存在一定的偏见或不信任,导致实际入住率低于预期,而另一方面,一些养老机构又因为管理、服务等问题难以吸引入住者,形成了需求与供给的双重错配。养老院的需求与供给错配矛盾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涉及经济、社会、政策等多个层面,需要通过综合措施加以解决。
4.结构性矛盾
养老院的结构性矛盾是指其运营模式、服务目标与社会需求、资源限制之间存在的深层次、系统性冲突。这些矛盾往往相互交织,难以通过单一措施解决。高昂的运营成本,场地租金/建设成本、专业护理人员工资、医疗设备、日常耗材、管理成本等持续攀升。合规要求(如消防、无障碍设施)进一步增加投入。
多数老年人依赖养老金或储蓄,支付能力有限。中低收入家庭难以承担市场化养老院费用(尤其在一线城市,月费常达数千至上万元)。政府补贴的公立养老院床位紧缺,排队周期长(部分城市需排队数年)。结果导致市场分层,高端养老院服务优质但价格昂贵;低端机构为压缩成本降低服务质量。出现老人“住不起”与机构“亏本运营”并存。
服务矛盾存在标准化流程与个性化需求的冲突。养老院为管理效率,需统一作息、餐饮、活动流程。护理人员配比不足(国内常见1名护工照顾10-20位老人),导致服务机械化。
老年人的差异化需求服务不到位,健康老人需要社交、文化娱乐;失能老人需24小时医疗护理;失智老人需特殊照护;老人的心理需求(尊严感、情感陪伴)常被忽视。结果导致需求错配,老人被迫适应机构节奏,个性化关怀缺失;情感疏离,程序式服务加剧老人的孤独感和无价值感。
人力方面的矛盾,职业要求与资源短缺的落差。高要求、低待遇的护工岗位,工作强度大(替老人翻身、清洁、处理排泄物等)、心理压力高(面对死亡与病痛)、需专业技能。薪资普遍偏低(月薪多在3000-5000元)、社会认同感低、职业发展路径模糊。人才流失与短缺。年轻劳动力不愿入行,从业人员多为中高龄农村女性,流动性极高。专业人员(如健康管理师、营养师、康复师、心理咨询师)严重不足,导致服务大众化,没有特色,从而使老人们不愿入住,形成恶性循环。
结果导致服务质量下降,人手不足导致照顾不周,甚至引起虐待风险;恶性循环,低满意度→行业声誉受损→更难吸引人才。
定位错误的矛盾,“医疗”与“养老”的割裂。普通养老院缺乏医疗资质,无法处理急病、慢病管理(如注射、换药)。医院侧重治疗而非长期照护,老人出院后康复衔接困难。
资源协调障碍,医保通常不覆盖养老院内的医疗支出,老人需自费或频繁往返医院。养老院与医疗机构信息不共享,健康管理脱节。结果导致高风险转移,失能老人被迫在家庭、医院、养老院间辗转。需求悬置,最需要医养结合的高龄失能群体,反而最难获得整合服务。
伦理方面矛盾,家庭责任与社会化养老的文化冲突。传统孝道文化的压力,子女送父母进养老院易被贴上“不孝”标签,引起家庭内疚感。老人自身也抗拒入住,认为被家庭“抛弃”。家庭照护的现实困境,核心家庭结构(4-2-1模式)使子女无力兼顾工作与照护失能父母。居家养老服务(如上门护理)尚未普及且费用较高。结果引起道德困境,子女在经济压力、精力局限与道德谴责间挣扎。延迟入住,老人常拖到重度失能才进养老院,增加照护难度。
结构性矛盾的根源是系统失配。这些矛盾的本质,是工业化管理逻辑与老年人的人本需求之间的冲突。养老院作为“标准化服务机构”,追求效率和成本可控。而老年照护的本质是高度个性化、情感密集、不可预测的长期陪伴过程。同时,社会资源分配(财政投入、人才流向、医保政策)尚未将老龄化视为核心挑战。
养老院的困境,映照着一个更本质的问题:当社会日益原子化、老龄化不可逆转时,如何在效率与尊严之间找到平衡?这些结构性矛盾不会自动消失,但通过重新定义“照护”的价值——将其视为社会共同责任而非家庭或个人负担,或许能在制度裂缝中照进新的光亮。真正的进步,始于不再将老龄化视为问题,而是将其视为重塑人性的契机。
5.高端市场小众化
高端养老院需预存百万押金+月费1.5万起,仅覆盖少数高收入群体。失能老人护理缺口大,2023年全国失能老人约3500万,但专业护理人员仅50万。低端机构条件差、服务弱,无人问津;高端机构收费高昂(月费过万),普通家庭难以承担。地域失衡,农村或三四线城市养老需求大,但支付能力低;一线城市优质养老资源稀缺且价高。
6.服务质量与管理问题
专业化不足,大部分养老院缺乏专业护理标准和培训,未对入住老人实行慢病管理,导致事故频发(如跌倒、褥疮),口碑下滑。监管方面,消防安全、卫生防疫等要求提高,整改成本增加,小型养老院易被淘汰。公立养老院,价格低但排队难(北京某些公立院排队需10年),依赖财政拨款。民办养老院,定价灵活但生存率低,据《中国养老机构发展研究报告》显示,仅19%的民办养老院能盈利。信任危机,虐待老人、护工疏忽、资本投机(如“预售床位”集资跑路)等问题频发。
7.未来趋势
分层服务,高端市场化(如保险系养老社区)+普惠型政策扶持。慢病管理,对入住老人事项慢病生活方式管理。医养结合,将医疗资源嵌入养老机构,解决老人核心需求。智慧养老,用科技降低人力成本(如智能监测设备)。居家养老兴起,政府推广社区养老和居家养老服务(如送餐、上门护理),分流养老院客源。替代选择,养老地产、CCRC(持续照料退休社区)等新模式吸引高收入群体。
养老行业本质是“微利长线行业”,需要政策精准支持、家庭观念转变和市场化运营能力的结合。短期内阵痛难免,但老龄化加剧的长期需求仍存在机会。养老院的倒闭潮并非行业末路,而是粗放式增长后的调整期。未来行业需从“床位扩张”转向“服务升级”,结合慢病养老、社区养老、智慧照护等新模式,才能适应老龄化社会的真实需求。